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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九日，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就在三四天之前，我还在凤凰台看到了关于吴祖光和新凤霞的专题片《霞光漫天》。我喜欢这个别具匠心的、镶嵌了吴祖光和新凤霞名字的“霞光漫天”的片名，我更为两人数十年如一日忠贞不渝的爱情所感动。吴祖光在客厅里挂着“生正逢时”的条幅，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遭逢抗战的硝烟及国民党政权的迫害，下半叶在共产党中国则接二连三的遭遇了“反右”、“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等政治运动，虽然命运多舛，却无怨无悔。他不是抱怨“生不逢时”，而是坚信“生正逢时”，因为在面对极权、邪恶和暴虐的时候，他从来没有退缩和回避过，即便被贬为“牛鬼蛇神”，他也无愧于自己的同胞和祖国。许多老人因为饱经风霜而变得世故圆滑，而吴祖光则一直保持了一颗烂漫的童心。没有想到，老人在影片中的音容笑貌犹在，突然之间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记得还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一次半官方环保会议上见到过吴先生。先生已经满头白发，由家人陪同着，不过气色却很好，有点鹤发童颜的味道。轮到吴先生发言了，先生开口便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他直接将毛泽东称呼为“毛贼”，在毛泽东崇拜依然鬼魂附体的中国，简直就是警世的钟声。吴老接着侃侃而谈：“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吴老声如洪钟，全场鸦雀无声。下面，他谈到了邓小平和“六·四”大屠杀：“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吴老的讲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后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直到今天，言说“六·四”在中国依然是一个“谈虎色变”的禁忌，吴老是少数无视乃至蔑视这一禁忌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双目炯炯，无所畏惧，仿佛是一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古代的英雄豪杰，也像一把向黑暗发起猛烈冲刺的锐不挡的刀。在一九四九年来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吴祖光几乎都是“案上鱼肉”，抄家、凌辱、流放、殴打、囚禁，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能经历的一切他都经历过了。他依然没有学会像曹禺那样见风使舵，也没有学会像王蒙那样越活越“聪明”。八十年代以来，他被迫退党、被取消政协委员的职务乃至遭到监视，这些打击没有让他那刚烈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发生丝毫的改变。新凤霞一直都很担忧丈夫的安全，有时很不放心，甚至去偷听丈夫的电话。每逢吴祖光在电话中向朋友痛斥中共的专制和腐败时，新凤霞就会在一边苦苦相劝。许多朋友都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到过夫妻俩人的争执。面对因为自己的牵连而遭到残酷迫害导致瘫痪在轮椅上的妻子，吴祖光感到深深愧疚而不得不收敛起一点锋芒来。新凤霞去世之后，吴祖光身心皆碎，迅速衰老。另一方面，他无所顾忌，更是放胆直言——“凤霞都已经去了，我还有什么害怕的呢？”
吴祖光不仅有烈士的侠骨，还有佛陀的柔肠。正如鲁迅所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吴祖光的身上不仅有对黑暗势力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更有对亲人和同胞“将心比心”的爱和同情。仅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一面的知识分子，让人敬畏和尊重；而在兼有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另一面之后，他才让人亲近和友爱。与鲁迅一样，吴祖光就是这样一位既“可敬”又“可爱”的民族的脊梁。
晚年的吴祖光为了两个打工妹的不幸遭遇而怒发冲冠、仗义执言，最后纠缠到一桩漫长的官司之中。在我看来，这一事件与他在政治运动中受难一样，是生命中璀璨的亮点。打工妹遭到北京国贸中心的保安的非法脱衣搜身，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并不新鲜。打工妹向来就没有争取到“人”的地位，在某些“城里人”眼中、尤其是经营国贸饭店的某高干子弟眼中，打工妹根本就是“贱民”。但是，吴祖光却为“贱民”的命运而奋笔疾书，以至被告上法庭。对于某些精明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笔不划算的“生意”——在这被“白白浪费”的三年里，能够创作多少的文学作品、能够撰写多少的学术论文啊！而吴祖光的心中却有另一杆秤砣，那就是：以普天之下所有弱者、所有被侮辱者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他与卢跃刚有着惊人的相似，卢跃刚为了替苦弱的民女武芳讨回公道，简直把陕西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并在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案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们不是在滔滔不绝、居高临下地谈论对抽象的生命个体的关怀和怜悯，而是在切实地、承担着风险和责任地为“每一个”受难者的遭际而奔走呼号。他们不是空谈符号化、理论化的“正义”和“人道”，而是在对“每一个”沉默者和流泪者的关爱中展示人性的光辉。
可惜的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像吴祖光和卢跃刚这样的人寥寥无几。相反，像王蒙、余秋雨、厉以宁、张艺谋那样的“过于聪明者”层出不穷。吴祖光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正在南去的飞机上，一路黯然伤神。我曾经将我的《火与冰》送给吴老，吴老勉励我说：“你是少有的敢于说真话的年轻人，真话要一直说下去。”言犹在耳边，人却已经仙去。但愿在这个翻云覆雨的时代里，有更多的年轻人沿着吴祖光先生的道路知难而进。记得谢泳在《普及吴祖光》一文中说过：“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时性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我有时甚至偏激地希望吴先生和国贸的事能成为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一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能都像作家左拉那样。”我想，当吴祖光不再需要被“普及”的时候，也就是“真话中国”取代了“假话中国”的时候。那一天，吴祖光先生那遥远的愿望也就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我将代吴祖光先生往“毛贼”干尸上吐一口唾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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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九日，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就在三四天之前，我还在凤凰台看到了关于吴祖光和新凤霞的专题片《霞光漫天》。我喜欢这个别具匠心的、镶嵌了吴祖光和新凤霞名字的“霞光漫天”的片名，我更为两人数十年如一日忠贞不渝的爱情所感动。吴祖光在客厅里挂着“生正逢时”的条幅，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遭逢抗战的硝烟及国民党政权的迫害，下半叶在共产党中国则接二连三的遭遇了“反右”、“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等政治运动，虽然命运多舛，却无怨无悔。他不是抱怨“生不逢时”，而是坚信“生正逢时”，因为在面对极权、邪恶和暴虐的时候，他从来没有退缩和回避过，即便被贬为“牛鬼蛇神”，他也无愧于自己的同胞和祖国。许多老人因为饱经风霜而变得世故圆滑，而吴祖光则一直保持了一颗烂漫的童心。没有想到，老人在影片中的音容笑貌犹在，突然之间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记得还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一次半官方环保会议上见到过吴先生。先生已经满头白发，由家人陪同着，不过气色却很好，有点鹤发童颜的味道。轮到吴先生发言了，先生开口便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他直接将毛泽东称呼为“毛贼”，在毛泽东崇拜依然鬼魂附体的中国，简直就是警世的钟声。吴老接着侃侃而谈：“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吴老声如洪钟，全场鸦雀无声。下面，他谈到了邓小平和“六·四”大屠杀：“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吴老的讲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后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直到今天，言说“六·四”在中国依然是一个“谈虎色变”的禁忌，吴老是少数无视乃至蔑视这一禁忌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双目炯炯，无所畏惧，仿佛是一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古代的英雄豪杰，也像一把向黑暗发起猛烈冲刺的锐不挡的刀。在一九四九年来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吴祖光几乎都是“案上鱼肉”，抄家、凌辱、流放、殴打、囚禁，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能经历的一切他都经历过了。他依然没有学会像曹禺那样见风使舵，也没有学会像王蒙那样越活越“聪明”。八十年代以来，他被迫退党、被取消政协委员的职务乃至遭到监视，这些打击没有让他那刚烈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发生丝毫的改变。新凤霞一直都很担忧丈夫的安全，有时很不放心，甚至去偷听丈夫的电话。每逢吴祖光在电话中向朋友痛斥中共的专制和腐败时，新凤霞就会在一边苦苦相劝。许多朋友都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到过夫妻俩人的争执。面对因为自己的牵连而遭到残酷迫害导致瘫痪在轮椅上的妻子，吴祖光感到深深愧疚而不得不收敛起一点锋芒来。新凤霞去世之后，吴祖光身心皆碎，迅速衰老。另一方面，他无所顾忌，更是放胆直言——“凤霞都已经去了，我还有什么害怕的呢？”
吴祖光不仅有烈士的侠骨，还有佛陀的柔肠。正如鲁迅所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吴祖光的身上不仅有对黑暗势力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更有对亲人和同胞“将心比心”的爱和同情。仅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一面的知识分子，让人敬畏和尊重；而在兼有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另一面之后，他才让人亲近和友爱。与鲁迅一样，吴祖光就是这样一位既“可敬”又“可爱”的民族的脊梁。
晚年的吴祖光为了两个打工妹的不幸遭遇而怒发冲冠、仗义执言，最后纠缠到一桩漫长的官司之中。在我看来，这一事件与他在政治运动中受难一样，是生命中璀璨的亮点。打工妹遭到北京国贸中心的保安的非法脱衣搜身，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并不新鲜。打工妹向来就没有争取到“人”的地位，在某些“城里人”眼中、尤其是经营国贸饭店的某高干子弟眼中，打工妹根本就是“贱民”。但是，吴祖光却为“贱民”的命运而奋笔疾书，以至被告上法庭。对于某些精明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笔不划算的“生意”——在这被“白白浪费”的三年里，能够创作多少的文学作品、能够撰写多少的学术论文啊！而吴祖光的心中却有另一杆秤砣，那就是：以普天之下所有弱者、所有被侮辱者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他与卢跃刚有着惊人的相似，卢跃刚为了替苦弱的民女武芳讨回公道，简直把陕西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并在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案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们不是在滔滔不绝、居高临下地谈论对抽象的生命个体的关怀和怜悯，而是在切实地、承担着风险和责任地为“每一个”受难者的遭际而奔走呼号。他们不是空谈符号化、理论化的“正义”和“人道”，而是在对“每一个”沉默者和流泪者的关爱中展示人性的光辉。
可惜的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像吴祖光和卢跃刚这样的人寥寥无几。相反，像王蒙、余秋雨、厉以宁、张艺谋那样的“过于聪明者”层出不穷。吴祖光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正在南去的飞机上，一路黯然伤神。我曾经将我的《火与冰》送给吴老，吴老勉励我说：“你是少有的敢于说真话的年轻人，真话要一直说下去。”言犹在耳边，人却已经仙去。但愿在这个翻云覆雨的时代里，有更多的年轻人沿着吴祖光先生的道路知难而进。记得谢泳在《普及吴祖光》一文中说过：“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时性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我有时甚至偏激地希望吴先生和国贸的事能成为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一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能都像作家左拉那样。”我想，当吴祖光不再需要被“普及”的时候，也就是“真话中国”取代了“假话中国”的时候。那一天，吴祖光先生那遥远的愿望也就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我将代吴祖光先生往“毛贼”干尸上吐一口唾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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