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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作为一家之言，我推测夏根本不存在，是周人为了合理化他们推翻殷商编出来的。这个想法我早已有之，只是没有整理成文字。
首先，商人是最先拥有文字的朝代，但他们的从来没有记载过一个之前有过一个叫夏的国家或者部落。目前挖出的所有甲骨文里都没有提到过夏。有学者辩称，甲骨文是用来记载卜辞，专注于祭祀和卜卦，所以不记载历史。这个解释有点牵强。
其次，所有可信史料里提到夏朝，最早的是周人。比如《诗经》里有一篇商人的史诗“商颂”，是歌颂商汤的功业的。但“商颂”是来自周人。周人灭商后，一部分商人被封到宋国。但宋国本国并没有“商颂”流传。而是到了春秋初期的宋国贵族正考父从周朝掌管音乐的“太师”那里得到了“商颂”十二篇。为什么商人自己的远古史诗自己不保存，反而在周人的国家图书馆里有保存？抑或，这是周人的再创作？《尚书。汤誓》是商汤灭夏时的讲话，但考古学者认为，这盘内容并不考靠，很可能是西周以后的人创作的。
下面是我的脑洞。传说中的夏桀和商纣的恶行事迹非常相似，而商汤伐桀和周武伐纣的理由和“正义性”也很相似。且不说这些恶行是不是史实，还是周武王为伐纣造的舆论，光是相似性就很值得怀疑。那如果是编造的，动机是什么？
《水浒》里李逵老是说“杀到东京去，夺了他的鸟位。”这句话在秦以后的中国人听来，是大逆不道的，但并没有什么创造性。改朝换代么，这是秦以后的家常便饭。但下面开一个脑洞，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我是万世一系的日本的一个诸侯，我到处宣传当今日纣天皇荒淫无道，失去了天命，我们要联合起来“杀到东京（或京都）去，夺了他的鸟位。”侥幸成功后，我就自己当了天皇。这好像不太对头啊？日纣天皇无道，你废黜了他就是了，应该让他的儿子继续当天皇，你有什么资格做天皇？
这时就需要意识形态了，光靠武力镇压不是长久之计。当时的意识形态就是用历史来说事。我（的御用文人）就告诉诸侯们，其实日本不是万世一系的，日纣天皇的祖上也是通过造反，推翻了一个和日纣天皇类似的本桀天皇的暴政，之后才有他们这朝一代一代传下来。失去天命的王朝就注定被推翻，这是上天的旨意，我只不过是顺应了天时，这就是“革命”这词在上古的由来。所以，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符合上天的道的。这个正义性就圆过来了。当然，这给我的后世子孙埋下了很大隐患，这会儿是顾不上了。
有人会提到二里头，这不地下挖出一个大城了么，还有形似宫殿的遗迹。但二里头根本没有一个文字，没有任何可以将它和夏联系起来的考古证据。那为什么国内专家要把它认定为夏的都城？这就要谈到夏商周断代工程了，这是个拍脑袋的工程，有很大的学术争议。既然立项就是夏商周，这夏得是客观存在的，否则一个传说怎么断代。于是二里头这个商之前的遗迹就被认定是夏都，但没有铁证证明这是所谓的夏。顺便说一句，即使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说法，夏朝约开始于前2070年，而二里头大概兴起于前1800，这满打满算也只有四千年，怎么也凑不齐上下五千年。当然，这个话题是更大的话题，是这篇短文展开不了的，就这么简单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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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大略》云“禹学于西王国”。《史记》载“大禹出西羌”。如果真有夏民族，最有可能形成于黄河上游大夏河地区；夏末商初四分五裂，部分演变成了汉族，其它变成了羌、匈奴、党项、鲜卑等民族。
八十年代张忠培主要根据对齐家文化进行分段分期研究后指出齐家文化晚期进入了夏代：畜牧业和制铜业的发展是齐家文化父权制极端重要的基础，由此萌发出来的社会分工包括一个巫师阶层是父权制总的社会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最近十来年新发现了民和喇家、临潭磨沟遗址，不仅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亦进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者视野。
齐家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正好是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之间或过渡地带，兼具三大高原的特征，有山有水有草地，宜农宜牧。黄河经过齐家文化分布区，或者说齐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青海乐都柳湾、民和喇家，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临潭磨沟遗址均位于黄河及其支流两岸，沿黄河到宁夏、陕北由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亦有齐家文化分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位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间的河西走廊，鄂尔多斯朱开沟遗址位于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齐家文化分布区正好也是中国的地理中心区
二里头文化是在龙山文化基础上兴起的青铜时代文化，受到了齐家文化的巨大影响，还没有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近来，叶舒宪倡导“玉石之路”研究，认为上古从西域到中原特别是从昆仑山到中原存在玉石文化交流与互动之路。玉器本身的材质与器形研究已经显示玉石之路的存在；但还有许多其他证据可以表明齐家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密切的交流与互动。
齐家文化以青海甘肃宁夏为中心，分布到了陕西内蒙古，影响到了河南山西二里头文化核心区；二里头文化以河南山西为中心，也分布到了陕西内蒙右，亦影响到了甘青齐家文化核心区。
彩陶的衰落与青铜的出现标志着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齐家文化出土铜器遗址至少有15处，总数已超过 130 件，器型包括刀、斧、锥、钻、匕首、指环、手镯、铜泡、铜镜等，其中以工具为主，装饰品次之；形制上总体比较简单，也有铜镜、空首斧等造型复杂的器物。
二里头遗址二期一座中型墓中出土的环首青铜刀与甘肃康乐商罐地遗址采集的环首刀相似。只是后者刀身弧度更大、没有纹饰，似乎更古老原始。
青海西宁沈那铜矛横空出世，是塞伊玛-图比诺青铜兵器东进的极好例证。出土的巨型阔叶带钩铜矛长61.5厘米，宽19.5厘米，叶中部两面有高1.5厘米的脊梁，銎与刃部结合处有一刺钩，属齐家文化。
2008年12月河南省淅川下王岗遗址考古发掘中，T2H181集中出土了4件铜矛，均长37厘米、宽12.5厘米。铜矛圆锋宽叶，筩部带大弯钩，与沈那遗址采集铜矛形制一致。
铜铃见于陶寺和二里头，共四枚；但青海大通黄家寨遗址齐家文化晚期地层中出土一大四小共五枚铜铃。二里头玉舌铜铃和铜牌、玉刀等同出，很可能是巫或萨满的法器。新疆洋海墓地亦出土萨满法器铜铃，这正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留传到了当代。
值得特别指出的二里头文化标志性的绿松石铜牌亦见于齐家文化。刘学堂、李文瑛提出天水发现的牌饰属于齐家文化，源于新疆天山北路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铜铃、铜镜等均是西北青铜文化影响的结果。
新疆哈密地区发现了四件更加原始或简朴的镂空铜牌饰，其中天山北路墓地 3 件，一件属于第一期，一件属于第四期。
天山北路墓地第一期遗存内涵复杂：第一组遗存和河西走廊地区的“过渡类型”内涵相似，年代和齐家文化大致同时；第二组是风格特殊的贯耳彩陶罐，和古墓沟及小河墓地发现的草编篓类似；第三组则是典型的四坝文化陶器。
天山北路墓地一期遗存牌饰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2000 到 1500 年之间。
哈密地区所见的牌饰可能是祖型，其余牌饰可分为两类风格：甲类以四川盆地发现的牌饰为代表，几何化图案表明与哈密地区的牌饰联系更为紧密；乙类以二里头遗址以及甘肃天水发现的牌饰为代表，几何化纹饰逐渐演变为兽纹。
宗日齐家文化遗址中镶嵌绿松石腕饰精细，而陶寺文化中绿松石镶嵌粗糙，由此可见二里头三、四期文化中精美镶嵌绿松石牌饰工艺上可能和齐家文化有关。
二里头文化铜器主要集中在二里头遗址。夏县东下冯、驻马店杨庄、登封王城岗、洛阳东干沟、荥阳西史村等地只有零星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冶铜业有明显的早晚差异，一、二期仅见简单的工具和兵器，到第三期才出现了器形比较复杂的青铜容器或礼器。
相对于商周青铜器或中原青铜器，林沄提出过“北方系青铜器”概念；空间上可延伸到欧亚大草原，时间上可以扩展到夏代。先有“北方系青铜器”，后有中原系青铜器。
所谓“北方系青铜器”可以包括齐家文化青铜器，与欧亚草原青铜器传统一脉相承，实际上就是外来青铜传统。
所谓中原青铜器或商周青铜器主要是青铜容器或礼器。从二里头三、四期开始的中原青铜礼器铸造传统固然很有特色，但从冶金技术而言没有任何创新，只是铸造工艺略有改进而已。
两者不是并立的，中原系青铜器传统是“北方系青铜器”技术的继承和发展。
齐家有铜矛二里头有铜鼎，青铜文化似乎迥然不同。
青铜容器或礼器仅见二里头遗址三、四期。二里头遗址一、二期和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或文化层与齐家文化非常类似，只出土了少量青铜工具、兵器和装饰品。
北方系青铜器是欧亚草原青铜大传统的组成部分；中原青铜器形成了独特的地方小传统，是北方系青铜器的子传统。相同的冶炼技术，不同的铸造工艺，同源异流的齐家与二里头青铜文化大同而小异。
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青铜器数量和质量相当，表明齐家文化已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是已知东亚最早的青铜文化。
龙山文化晚期或末期遗址中偶有青铜踪迹，但其绝对年代未能早过齐家文化。中国境内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青铜时代文化只有齐家文化，相当的有朱开沟文化，亦明显受到了齐家文化的影响。
因此二里头文化青铜技术来自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或马家窑文化，早于四坝、卡约、辛店文化，绝对年代约为4100-3700BP。
西亚在公元前6千年后期进入红铜时代，历经2千余年才进入青铜时代。
红铜、砷铜或青铜四千年前左右几乎同时出现在齐家文化中，数以百计的铜器不仅证明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表明中国没有红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中国或东亚没有经历红铜文化时代，而是直接进入青铜时代。
齐家与二里头文化均进入了五谷丰登的时代，不仅种植传统农作物粟、黍，亦分别引进了水稻和小麦，大豆亦逐渐成为主要农作物之一。
西山坪遗址距今4650-4300期间种植有粟、黍、水稻、小麦、燕麦、青稞、大豆和荞麦等8种粮食作物，囊括了东亚、西亚2个农业起源中心的主要作物类型。不仅证实小麦和燕麦早在4300年前已传播到中国西北地区，也揭示了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甘肃天水地区。
西山坪遗址与师赵村遗址一样大体可以分为七期，第六期是马家窑文化层，第七期是典型的齐家文化层。
二里头遗址及附近的皂角树遗址亦五谷齐全。
甘肃张掖黑水国南城北遗址出土马厂文化碳化小麦可佐证东灰山小麦年代和遗址堆积成因判读可信，河西走廊是小麦传入中国的关键地区。小麦在中国传播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上先是由西向东、后由北朝南展开。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西亚驯化的大麦和小麦到达了中国，而中国驯化的黍和荞麦西传到了欧洲。
猪、狗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两大家畜，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均喂猪养狗，不证自明。
牛、羊、马是三大外来家畜，其出现次第有待仔细辨明。齐家与二里头文化六畜齐全，但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绵羊骨、黄牛骨、马骨比二里头文化要早且多，可证羊、牛、马均自西北传入中原。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二里头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
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齐家文化重要遗址均有羊骨出土，且愈晚愈多。齐家文化养羊是普遍的，受齐家文化影响的朱开沟文化养羊亦蔚然成风。朱开沟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绵羊骨骼遗存，占全部兽骨的 40.6%。
夏商之际中原养羊并末普及。
水牛可能起源于南亚，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不止一种，均为野生。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mtDNA研究表明东亚黄牛与欧洲、非洲黄牛非常接近，但与印度黄牛差别较大。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黄牛已经非常普及，黄牛饲养业发达。
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
新疆出土了青铜时代马骨，火烧沟遗址发现有用于祭祀的马骨，表明河西走廊是马传入中原的通道。齐家二里头文化时代养马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占卜是一种决策方式。中国的占卜方式亦因地因时而异，但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主人均使用相同的骨卜来决策，表明他们有类似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文化。
齐家文化重要遗址均有卜骨发现，骨卜亦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内容；骨卜体现了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是齐家与二里头文化同质性的重要表征。考古证据表明最早鹿肩胛骨占卜见于内蒙古富河沟门遗址，最早的牛骨占卜见于甘肃傅家门遗址马家窑文化层。牛、羊、猪骨卜常见于齐家文化遗址，骨卜文化源于西北方，龙山文化晚期普及到了黄河中、下游。
李济早就指出:“我现在想举出若干不可争辩地在中国本土以内发明及发展的……第一件，我想举出的是卜骨。卜骨的习惯，在与殷商同时或比殷商更早的文化，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较晚的希腊、罗马，都是绝对没有的”。盛行于殷商时代的卜骨习俗齐家文化时代就开始流行，二里头文化时代是过渡阶段；可以追溯到更早的马家窑文化或赵宝沟文化，在西南和北方某些民族中一直留传到当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