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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书名：The Israel Lobby and U.S.Foreign Policy（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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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认为战略上和道德上的考虑，既不能够解释当前美国对以色列现有程度的支持，也不能够为这种支持所达到的程度提供正当的理由。它们也不能够对那种实质上差不多是无条件的支持进行解释，或者对美国以打算保卫以色列的方式来指导其外交政策的意愿进行解释。我们认为，对这种反常情况的主要解释，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就像其他的特殊利益集团一样，组成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个人和组织从事大量合法的政治活动，以图推动美国外交政策朝亲以色列的方向发展。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某些组成部分也利用更加具有异议的战术，如企图让任何挑战以色列游说集团作用或批评以色列行动的人保持缄默，或对他们进行诋毁。虽然以色列游说集团并不能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在实现其基本的目标方面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们对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进行了描述，认为其影响力无意间对美国和以色列都是有害的。华盛顿对以色列不假思索的支持，在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激起了反美主义的怒火，也损害了美国在许多其他国家的形象。以色列游说集团使得美国领导人更难以对以色列施压，因此使得以巴之间的冲突拖长。这种情形给予伊斯兰激进分子一种招募成员的强有力的工具，有利于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发展。对以色列的核计划和违犯人权问题视而不见，使得美国在这些方面批评其他国家的时候显得虚伪，破坏了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鼓励政治改革的努力。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对导致美国陷入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使得美国对付叙利亚和伊朗的目标难以实现。它还鼓励美国支持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的拙劣构想，这一攻击行动加强了黎巴嫩真主党的地位，使得叙利亚同伊朗走得更近，进一步玷污了美国的全球形象。对于上述的每一种发展——其中任何一种发展都不利于美国，虽然说以色列游说集团不需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却要承担相当的责任。结果是难以逃脱的：如果以色列游说集团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虽然美国在中东的那些问题并不会消失，但美国领导人将发现更容易探究选择替代性的方法，更可能采取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
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对以色列也无益处，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里。美国给以色列的援助，间接地对以色列拖而不决、耗费高昂的对被占领土的殖民化努力进行了补贴，而且以色列游说集团使得华盛顿说服以色列放弃这种适得其反的政策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以色列游说集团说服华盛顿支持这种扩张主义议程的能力，也阻碍了耶路撒冷把握住将拯救以色列人生命、分化以色列的敌人，以及使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规模受到压制的机会，例如同叙利亚签订和平条约或立即全面执行奥斯陆和平协议。使以色列具有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合法愿望的能力，没有使得以色列更加安全。长期的杀戮、监禁，或者使一代巴勒斯坦领导人边缘化的活动，已经使得像哈马斯这样的团体掌权，并且减少了欢迎通过和谈来解决问题和使之生效的巴勒斯坦领导人的人数。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双双都支持的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结果证明是给伊朗的一大恩赐，而伊朗是许多以色列人最担心的一个国家。以色列游说集团通过向美国官员施压，要求他们支持以色列进攻黎巴嫩，可结果却是该游说集团中的团体——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合会、反诽谤联盟，以及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对他们认为正在保护的这个国家，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在所有这些情形中，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行动都直接对以色列造成损害。
那么要做什么事情呢？如果要逆转最近的美国政策所造成的损害，就明显需要一项新的战略。但是发展并实施一种不同的方法，则意味着要找到对付以色列游说集团权力的新方法。绘制新的路线图因此将要求：
● 认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 勾勒出保护这些利益的战略
● 同以色列发展出一种新的关系
● 通过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来结束以巴冲突
● 将以色列游说集团改造成一支建设性的力量
让我们来逐一考虑这些步骤。
美国外交政策最主要的目标是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与繁荣。在追求那一目标的时候，美国曾总是把西半球的安全看作极为重要的。在最近几十年里，决策者也已经将世界的其他三个地区，看作包含了美国人足以为之战死的重要战略利益的地区，即欧洲、东北亚和波斯湾。这些地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那里或者存在权力中心，或者存在关键的自然资源，因而谁控制这些地区对全球均势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美国在中东拥有三种不言而喻的战略利益。由于该地区含有高比例的全球能源供应，因此美国最重要的利益就是保持能够获取位于波斯湾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一目标不要求美国本身来控制该地区；它只需要确保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处于一种阻止中东的石油流入世界市场的地位。为做到这一点，美国曾长期寻求防止任何本地势力在波斯湾建立霸权，制止外来势力建立对该地区的控制。
美国在中东第二重要的战略利益是阻止中东国家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像在第二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这里的风险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蓄意核攻击、核勒索，或者对恐怖分子蓄意的“核转手”（nuclear handoff）的可能性，因为考虑到美国自己的核威慑力，这样的威胁并不可信。相反，美国之所以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该地区的扩散，是因为那将使得向该地区投放力量更加困难，因此可能使美国保持中东石油流通的努力复杂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也增加了核武器偶发性使用或未经授权使用的危险。考虑到该地区某些国家存在不稳定的可能性，这也增加了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政变或叛乱发生时，落入不当之人手中，或者被恐怖分子从防卫不严的设施中盗取的风险。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该地区的扩散，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目标。
第三，美国在减少反美的恐怖主义方面有着明显的利益。这一目标要求瓦解威胁美国的现有恐怖主义网络，防止新的恐怖团体出现。这两个目标都是通过与该地区的国家进行广泛有效的合作而得以推进的，基本的合作方式是情报共享和其他的法律执行行动。美国也迫切需要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来防止像基地组织这样的团体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装起来的恐怖分子，将比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更难以威慑，而且他们有可能对美国或其盟国使用这些武器。虽然美国应该对迅速的民主改造谨慎从事，并且当然不应该试图在暴力威胁下扩展民主，但是鼓励政治改革和更大范围的民主参与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而这反过来又要求同主要的地区大国维持良好的关系。
虽然我们相信美国应该支持以色列的生存，但是以色列的安全对美国来说，最终并不具有战略上的至关重要性。倘若以色列被征服——考虑到以色列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及其强大的核威慑，这种情况是极不可能发生的，那么美国的领土完整、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国的经济繁荣，以及美国的核心政治价值不会受到威胁。相反，如果从波斯湾的石油出口大量减少，对美国的福祉所造成的影响将是深远的。美国之所以支持以色列的生存，不是因为这样做使美国人更加安全，而是因为美国人承认犹太人长期的苦难史，相信犹太人民拥有自己的国家是合乎情理的。就像我们曾反复指出的那样，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有着强烈的道德理由，而且我们相信，如果以色列的生存受到威胁，我们就应该继续致力于帮助以色列。但是美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在道德上是恰当的，而不是因为这对他们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自“9·11”事件以来，美国追求的是在中东进行地区改造的政策。在追求这一明显野心勃勃的战略时，布什政府将大量的美国军队留在该地区，而这是冷战期间美国从未有过的情形。这一误导性的政策给美国的恐怖主义问题火上浇油，并导致在伊拉克的持续崩溃。这一政策也对美国在全世界的声誉——包括与其欧洲盟国和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
如果美国放弃地区改造而采取离岸平衡手的战略，那么就将最有利于美国的利益。这一战略在规模上虽然并不那么雄心勃勃，但是在保护美国的中东利益方面却要有效得多。在这一战略中，只有当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而且只有当本地的行为体自己不能应对这些威胁的时候，美国才会将它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地面部队——部署到海外。在这种方法指导下，华盛顿将保持在外交上的接触，依靠空中和海上力量来表明它继续对该地区的承诺，提供对出乎意料的威胁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它也将沿着最初快速反应部队的路线维持强大的干预能力，而这些快速反应部队的单位则是超远程驻扎，或者在美国驻扎。
离岸平衡手是美国传统的大战略，而且也是在冷战大部分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美国不打算派兵驻守该地区，而且也从未根据民主路线来对该地区进行改造。相反，美国通过支持各种当地的盟国和发展出在当地均势遭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直接干预的能力，来寻求该地区的均势。美国在过去建立快速反应部队来威慑或击败苏联夺取石油丰富的波斯湾，因而华盛顿在20世纪80年代向伊拉克倾斜，以遏制革命的伊朗。但是当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征服威胁到均势朝有利于萨达姆的方向倾斜时，美国就召集了一个多国联盟，派遣一支大军来粉碎萨达姆的军事机器，并解放科威特。
离岸平衡手作为一项正确的战略至少有三方面原因。第一，该战略明显减少了——但不是完全消除了——美国卷入像伊拉克那样血腥而代价高昂的战争的机会。这一战略不仅绝对拒绝使用军事力量来重塑中东，而且也承认美国不需要控制这一至关重要的地区；该战略只需要确保没有其他国家这样做而已。为了这一目标，该战略要求慎用美国的资源，并主要依靠本地的盟国来遏制它们的危险邻国。作为离岸平衡者，美国只是作为最后的被求助者而进行干预。而当美国进行干预的时候，它应该尽快地完成任务后重新回到离岸者的位置。
第二，离岸平衡手将改善美国的恐怖主义问题。20世纪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民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本地身份，依旧是极端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外国占领产生的常常是激烈的抵抗。除非需要，通过将美国军事力量超远距离驻扎，离岸平衡手使得美国军队永久驻扎在阿拉伯土地上所产生的敌意被减少到最低程度。这种敌意经常出现在恐怖主义甚或针对美国的大规模叛乱之中。
第三，不同于地区改造，离岸平衡手使得像伊朗和叙利亚这样的国家，更少有理由担心美国的攻击，因而也使得它们更少有理由去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的干预进行威慑的需要是伊朗寻求核能力的一个理由，而说服德黑兰改弦更张，则要求华盛顿讨论伊朗合法的安全关注和克制自己不发出公开的威胁。虽然美国承担不起完全与中东脱钩的代价，但是离岸平衡手的战略却将使得美国的卷入对该地区的国家造成更小的威胁，甚至可能鼓励我们当前的某些敌人来寻求我们的帮助。离岸平衡手将促进一项分离和征服的战略，而不是将潜在的敌人一股脑地搅和到“邪恶轴心”之中，并鼓励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只要没有一个敌对的国家或联盟能够威胁像波斯湾这样至关重要的地区，美国的利益就能够得到满足，因而这一基本方法具有很好的战略理由。
事实上，离岸平衡手的战略，将使得美国目前几乎所有的地区政策逆转过来。美国将尽快撤离，集中精力遏制其鲁莽的入侵决定所产生的地区性后果，而不是继续将伊拉克改造成一个多种族、多教派的民主国家的毫无结果的努力；美国将推动以色列放弃戈兰高地来换取一项和平条约，而不是试图推翻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这不仅会将叙利亚带进那些已经正式接受以色列生存的阿拉伯国家的行列，而且还将孤立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与伊朗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削弱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的能力。这也将鼓励大马士革帮助美国对付基地组织和其他的恐怖团体。
最后，美国将试图在伊朗的核野心上达成一项交易，使得伊朗的强硬派领导人处于守势，而不是以先发制人的战争来威胁伊朗——这是一种为伊朗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渴望火上加油，并使得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能够用民族主义来转移民众不满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将不会消除美国在该地区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比起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大多数团体所支持的政策来说，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却会更有利。我们已经尝试过它们的方法了，而失败却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以色列怎么样呢？离岸平衡手怎样谈到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呢，尤其是因为它对美国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样的战略价值这一点？
这个犹太国家的历史几乎已经60年了，而且现在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承认并接受了它的生存。以色列的经济发展迅速，大多数以色列人日益富足，尽管其政治制度目前似乎因国内分裂而瘫痪，因腐败而遭遇麻烦，因不断的丑闻而摇摇欲坠。美国是时候不将以色列当作特例而是当作正常国家了，而且与它打交道要完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一样。换言之，美国应该支持以色列的继续生存，就像支持法国、泰国或者墨西哥的生存一样，而且如果以色列的生存一旦受到威胁，美国就应该准备干预。
将以色列当作正常国家看待，就意味着不再假装以色列和美国的利益是等同的，或者无论以色列做什么事情，好像都值得美国坚决支持似的。当以色列的行为是美国认为想要的时候，以色列就应该得到美国的支持；当并非如此的时候，以色列就应该预期到面临美国的反对，就像其他国家要面临的一样。这也意味着美国应该逐渐切断目前提供给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色列现在是一个先进的经济体，而一旦它同邻国达成完全的和平、同巴勒斯坦人达成最终决议的时候，以色列将更是一个这样的经济体。
当然，美国将继续同以色列进行贸易，而且美国和以色列的投资者无疑将继续相互在对方的国家为企业融资。文化交流、教育交流和科学交流将依然如故，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同许多其他国家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以色列人和美国人之间特殊的个人和家庭联系将依然密切。美国武器生产商将依旧能够向以色列销售武器，就像他们卖给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但是必须遵守相关的美国法律，而且华盛顿和耶路撒冷无疑将分享它们的情报信息，保持其他双向有利的安全合作形式。但是美国纳税人几乎没有什么理由要继续给以色列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援助款项，特别是在许多国家有着更迫切需要的情况下。虽然美国可能必须提供一些额外的支持，以说服以色列保证巴勒斯坦人拥有一个能够生存的国家，但是将以色列当作正常国家看待，却应该最终导致美国援助的减少。
首先，美国应该利用它相当的影响力来结束以巴冲突。就像两党组成的伊拉克研究小组在2006年12月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必须对所有战线——黎巴嫩、叙利亚，以及2002年6月布什总统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承诺的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上的全面阿以和平有新的持续承诺……美国不支持其盟国以色列回避直接参与解决阿以冲突问题。”
虽然美国领导人曾参与这一和平进程的几乎所有方面的活动，但是他们却几乎从未使用自己所掌握的全部影响力来推进这一进程。在重申其对以色列1967年边界之内的安全承诺时，美国应该清楚地表明，自己竭力反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定居点政策——包括以色列夺取的“安全墙”土地，而且这一政策不符合美国或以色列的长期利益。
这一方法意味着放弃布什政府奄奄一息的路线图——该路线图强调会谈的时间表，代之以确定美国自己对于正义的和平所应该包括的内容的观点。具体来说，美国应该清楚地表明，为换取全面的和平，以色列必须从1967年6月占领的几乎所有领土上撤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将必须根据1948年被驱赶而逃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有回到自己土地上的权利来达成协议。允许全面行使这一“权利”将威胁到以色列的身份，并且显然不可实行。但是这一基本原则既是根本性的正义问题，又是巴勒斯坦人除了在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外将不会进行任何妥协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以色列必须承认回归的“权利”——即实际上承认以色列的建立涉及违反巴勒斯坦人权利的问题，而巴勒斯坦人必须同意永久放弃这一权利，以换取适当程度的补偿。美国和欧盟组织并资助一个慷慨的重建援助计划来补偿巴勒斯坦人，这将结束他们回归到从今往后实际上都是以色列的领土上的一切主张。
以色列据说有时候不能够作出这样的让步，因为它小而脆弱，而且如果它保证巴勒斯坦人有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国家的话，情形就将更是如此。但是这种耳熟能详的观点忽略了这一事实，即自从以色列的早期岁月以来——我们不应忘记，当时它几乎没有得到美国的帮助，却仍然在设法打败各种敌人——战略形势已经发生多么大的改观。比起以色列在1967年6月刚刚占领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时候，以色列现在要远远安全得多。以色列当年的国防支出不到埃及、伊拉克、约旦和叙利亚合在一起的国防支出的一半；而今天，以色列已经同埃及和约旦签署了和平条约，被美国占领的伊拉克几乎或者根本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而以色列的国防预算则多于伊朗和叙利亚的总和。以色列的敌人过去常常从苏联得到大量的军事援助；今天，那个超级大国已经消失了，而以色列同美国的联系则加强了。以色列在1967年不拥有可使用的核武器；而今天，它则拥有或许200件核武器。简而言之，在1967年的边界内，以色列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安全过；而正是它继续在被占领土——以及戈兰高地——上的存在，给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安全问题，主要是以恐怖暴力的形式出现。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者通过向华盛顿施压，继续对占领进行资助，这对以色列并不利。
有些以色列人和美国人认为，实际情况与此相反。以色列今天的安全形势比1967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危险。具体而言，他们认为，像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样的伊斯兰团体，依然致力于毁灭以色列，并得到叙利亚和伊朗的强烈支持，因此形成潜在的致命威胁。对这一派的观点存在两种明白无误的回应。第一，这种观点夸大了恐怖主义对以色列所构成的威胁——恐怖主义显然是一个问题，但却并非关乎存亡的威胁；而就像在第二章和第十章中所讨论的那样，这种观点也夸大了伊朗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代表的威胁。第二，而且更加重要的是，结束占领也将有助于分裂和缓解厄运预言者现在所认为的联合起来针对以色列的力量联盟。叙利亚曾清楚地表明，如果重新获得了戈兰高地，它就将同以色列达成和平；而一旦它拿回了自己的土地，它已承诺切断向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提供支持。结束占领和帮助创建一个能够生存的巴勒斯坦国，将夺走伊朗在本地区的同情者，有助于将哈马斯或伊斯兰杰哈德这样的团体，从国家事业捍卫者变成进步和繁荣的过时障碍。
美国有充分的正当理由来向以色列施压进行这一交易：只要美国资助以色列，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威胁到自己的安全，那么它就有权说愿意支持什么或反对什么。2000年2月设定的克林顿参数，表明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为新的会谈提供了最佳的底线；而布什总统及其继任者应该清楚地表明，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如果最终地位协议能够达成，那么美国和欧盟就应该愿意慷慨地资助新的安排，帮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对付双方的那些拒绝派。
结束以巴冲突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作出贡献。尽管以色列有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地理位置优势，但是以色列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却因其在本地区内的被遗弃地位而受到削弱。只要巴勒斯坦人还被拒绝拥有一个国家，无论何时美国试图召集一个“志愿者联盟”，以色列的孤立地位都将使之不能够参与其中。如果冲突得到解决，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发展出正常的关系——就像目前阿拉伯联盟所想象的和平建议那样，那么美国就将不用为支持以色列而付出外交代价，而当严重的地区威胁出现时，以色列则将可以加入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国的行列中来。简而言之，如果冲突得到解决，以色列就可能变成其支持者经常所宣称的一种战略资产。
如果以色列依然不愿意向巴勒斯坦人保证一个他们可以生存的国家，或者如果以色列试图单方面将不公正的解决方案强加于人，那么美国就应该缩减对它的经济和军事支持。美国之所以应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容忍以色列的任何恶意，而是因为它承认占领对美国不利，并且与美国的政治价值相左。如果坚持离岸平衡手的战略，那么美国就将根据自己的利益而非盲目地忠于一个不合作的伙伴而行动。事实上，美国应该给予以色列选择：或者结束它那事与愿违的对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并继续作为美国的密切盟国，或者继续做自己的殖民国。
这一步骤不像听起来那么激进：美国只是以应对过去其他殖民的民主国家同样的方式来应对以色列。例如，美国在冷战初期曾推动英国和法国放弃了它们的殖民帝国，迫使它们（以及以色列）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从埃及的领土上撤离。美国也曾对许多其他国家——包括像日本、德国和韩国这样的密切盟国——采取强硬立场。就像在第七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公众舆论的民意调查证实，如果为了取得正义持久的和平而有必要对以色列持强硬立场的话，那么美国人民将支持一位这样的总统。
毫无疑问，这一政策对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大多数——尽管或许不是全部——组成部分来说，都是令其觉得极其讨厌的事情，并且也有可能激怒一些其他的美国人。进而言之，考虑到巴勒斯坦人社会内部的暴力分歧，以色列现任领导人的软弱地位，布什政府在该地区数不清的记录，以及以色列内部支持两个国家解决方案遭到销蚀，目前的情形几乎谈不上是有希望的。即使某些通过谈判达成两个国家解决方案最坚定的支持者，现在也哀叹道：“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双边进行谈判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达成最终协议的想法，现在已经寿终正寝了。”
但是这个问题必须提出来：替代性的方案是什么？以色列的强硬捍卫者必须提供什么样的相反的未来视野呢？
考虑到目前的情形，对于上面描述的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存在着三种可能的替代性解决方案。第一，以色列可以从其1967年之前的土地上和被占领土上驱逐巴勒斯坦人，从而通过公开的种族清洗行动来保持其犹太特性。虽然一些以色列强硬派，包括现在的副总理阿维格多·利伯曼，曾鼓吹过这种方法的不同版本，但是这样将会是反人类罪行的做法，以色列的真正朋友不会支持如此十恶不赦的一套行动。如果这就是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反对者所鼓吹的东西，那么他们就应该明白无误地这样说。然而，这种形式的种族清洗将不会结束冲突；它只会增强巴勒斯坦人进行复仇的欲望，加强那些依然拒绝以色列生存权的极端分子的力量。
第二，受托管的巴勒斯坦将成为一个由两个民族构成的民主国家，他们在其中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不是相邻分离的犹太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这一解决方案由一小部分犹太人和人数不断增加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提出。然而，对这一选择的实际障碍却是令人畏惧的，而且一个由两个民族构成的国家，也没有令人鼓舞的记录可循。这一选择也意味着放弃一个犹太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初想象。几乎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以色列的犹太公民将自动地接受这一解决方案，而且人们也有把握认为，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个人和团体对这种结果几乎不会有什么兴趣。我们两位作者也不相信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最后一个选择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即以色列继续增加其对被占领土的控制，但是允许巴勒斯坦人在一群领土上互不连接、经济上严重受损的独立小国中进行有限的自治。虽然以色列人常常对将此比作南非的白人统治作出愤怒的反应，但是，如果他们在否认整个这片土地上很快将有超过犹太人口的阿拉伯人的完整政治权利时，却试图控制整个巴勒斯坦托管地的话，那么这就将是他们所面临的未来。不管怎样，种族隔离的选择也不是一个可行的长期解决办法，因为它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巴勒斯坦人将继续抵抗到他们得到自己的国家的那一天。这种情形将迫使以色列对镇压政策进行升级，而这一政策已经使它付出了重大的生命财产代价，鼓励了政治腐败行为，严重地损坏了其全球形象。
这些可能性是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不二选择，而且那些希望以色列好的人没有谁会对其中的任何一种选择怀有热情。考虑到这种冲突给以色列、美国，尤其是巴勒斯坦人造成的伤害，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一悲剧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换言之，解决这种长期痛苦的冲突不应该被看作今后某个时刻的必要选择，或者被看作美国总统为自己的遗产添辉生彩和得到诺贝尔奖的好方法。相反，结束这种冲突应该被看作美国国家安全的优先目标。但是，只要以色列游说集团使这件事情——使美国领导人利用其自行处理的影响力来对以色列施压，迫使其结束占领和建立一个能够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对中东和平作出过最大贡献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乔治·H.W.布什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每一位都曾愿意绘制不同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线路。就像以色列前外交部长施罗姆·本-阿米曾经写道的那样：“卡特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作为政治家中少见的一员，特别是白宫那些主人中少见的一员，他对犹太人的声音和游说集团并不特别敏感和关心……就像结果所证明的那样，正是此类总统——20世纪80年代末的乔治·（H.W.）布什是另外一个这样的适当例子——准备与以色列进行正面冲突，不顾及以色列在美国的朋友们的感受，这些人设法最终在通往阿以和平的路上产生有意义的突破”。本-阿米是正确的，而且他的重要见解再次强调了以色列游说集团所作出的努力是如何不知不觉地破坏了以色列自己的利益。
为使以色列接受一个能够生存的巴勒斯坦国的建立——这实际上是意味着接受克林顿参数之内的解决方案，美国就必须对以色列施以重压。巴拉克政府在2001年1月接受了克林顿参数，尽管带有重要的保留，但是广泛支持这一解决方案的主要因素在目前则是缺乏的。虽然以色列多数人（2007年是55%）原则上支持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但是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支持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12月所描述的和平解决方案主要内容的以色列人则要少得多。具体而言，即便以色列被允许保留其大型的定居点，也只有41%的以色列人支持在95%的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只有37%的以色列人将支持把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社区转交给巴勒斯坦人，只有22%的以色列人赞成在数年后将约旦河谷的控制转交给一个巴勒斯坦国。最后，27%的以色列人支持将圣殿山的控制——条件是以色列保留对西墙的控制——交给巴勒斯坦人，而且只有17%的以色列人支持允许有限的难民人数回到以色列。事实上，对于建立一个能够生存的巴勒斯坦国，在以色列存在广泛的反对意见，这意味着任何希望解决这一冲突的未来的美国总统，都将必须严厉地要求以色列改变其对如何达成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的思维。
当然，对于和平决议来说，障碍不只是以色列的不妥协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而且结束冲突还要求美国（以及其他方）也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施压。如果巴勒斯坦人和主要的阿拉伯国家认为美国真心诚意地致力于公正的和平，愿意充当诚实的调解人，而不是作为“以色列的律师”在行动，那么做到这一点将要容易得多。对结束冲突真心诚意的努力——而不是像布什政府对路线图半心半意的承诺或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对中东地区毫无意义的访问，将迫使巴勒斯坦人进行真正的选择。就现在的实际情况来说，巴勒斯坦人几乎没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像哈马斯这样的团体，因为有意义的会谈的可能性希望渺茫，而且支持最激进的团体对妨碍那些错失的机会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代价。但是，如果美国严厉施压以帮助他们获得一个能够生存的国家，哈马斯就会呈现为妨碍那一目标实现的一个主要障碍，那时候，巴勒斯坦人将更可能反对哈马斯并抓住橄榄枝。
以色列的美国支持者们需要承认，拒绝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政治权利没有使以色列更加安全，而那些尽最大努力游说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人，最终却滋养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极端主义，并出人意料地使他们设法支持的那个国家处境艰难。是该放弃这一破产政策并追求一种不同路线的时候了。
在此勾勒的这些政策并非万灵药，它们也不会消除目前美国在中东所面临的全部问题。达成以巴之间的最终和平，将要求所有各方参与到同以巴双方那些拒绝派的艰难且有可能是暴力性的对抗之中。以巴和平不是解决所有地区问题的特效药：以巴和平本身既不会消除该地区的反犹主义，也不会导致阿拉伯精英用新的活力和献身精神来应对那些折磨他们社会的其他问题。但是结束这一冲突和接受一种同以色列的更正常的关系，将有助于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重建自己的形象，使美国处于一种这样的位置——即它能够更令人信服地鼓励该地区其他地方迫切需要的各种改革。
有人可能认为，美国目前在中东面临的问题是扭曲变形的，主要是因为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一个小集团——新保守派——的影响力所致。一旦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结束，新保守派就将丧失权力；有人可能希望美国的外交政策将复归于明智，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处境将很快得到改善。
唉，这种充满希望的前景太过于乐观了。虽然许多著名的新保守派不再在政府中任职，但是他们在目前的政策辩论中依然活跃。他们中有的人是2008年总统候选人的顾问，在主流媒体中依然到处是他们的身影。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新保守派似乎因他们的政策所造成的大破坏而改正自己，而对他们的误导性建议所造成的人员损失表达悔意的，则更是少之又少。支持他们的思想库在华盛顿圈内依然活跃和有影响力，并在下一次选举之后将继续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同样重要的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许多主要组织依然致力于同样的政策议程：坚决支持以巴勒斯坦人为代价的以色列扩张主义，或为了根本改变某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目的，或为了推翻某个国家政权的目的，而同以色列的敌人进行对抗，以及在更长的时期里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大量存在。就像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曾建议对美国的中东政策进行重大的改变，而当然更没有像我们在此所勾勒的战略之类的东西。因此，任何相信2008年选举将导致明显不同的中东政策的人，可能会感到失望。这种情形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问题：做什么事情能够破解以色列游说集团这个桎梏呢？
理论上，存在着削弱以色列游说集团负面影响力的四种方法。第一，人们可以通过减少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资源或消除其某些影响力的途径来削弱它。第二，由于其他团体可能试图在民选官员方面和决策过程上抗衡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因此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移动。第三，学者和媒体能够对抗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各种观点，以便纠正那些经久不衰的神话，并暴露以色列游说集团那些政策偏好的弱点。最后，以色列游说集团本身可能朝正面的方向演进，它可以保留目前的影响力，但是却提倡一组不同的政策。
如果以色列游说集团不再享有慷慨的财政支持，或者如果其指挥竞选资金捐赠和向媒体组织施压的能力下降，它就不会这么具有影响力。然而，这两种情况的发展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不可能顷刻之间丧失财富和慷慨的支持者。虽然无条件地致力于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人数在下降，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有充分数量的美国人足够强烈地感到要拿大笔的钱来支持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著名组织。禁止此类捐赠是不可能的，或许是非法的。而且，试图限制对亲以色列团体的支持，将明显是反犹主义的做法，因为所有美国人向任何合法事业捐赠是他们固有的权利。
减少以色列游说集团（以及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力明显的一种办法是竞选资金改革。所有选举资金资助的公开将严重削弱以色列游说集团与当选官员之间的联系，并使得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当选的官员向以色列施压——或者只是撤回美国的支持——变得更加容易。由于政治家将依然取悦犹太人和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选民，而且以色列游说集团内的团体和个人依然能够向美国官员反映他们的事情，用力塑造公众舆论，因此这样一种举措不能够消除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然而，竞选资金改革将几乎肯定削弱它的影响力，并将在国会的权力走廊内鼓励更多的公开协商。
不幸的是，有意义的竞选资金改革前景却是黯淡的。在位议员在目前的制度中有着太大的利益，而且许多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将加入进来，一道对任何修改这一目前给予他们太大影响力的制度的努力进行抵抗。如果要说服美国人相信从选举过程中清除掉私人钱款的必要，那可能将要有一堆杰克·艾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式的丑闻发生。就短期而言，试图直接削弱以色列游说集团是不管用的。
建立“抗衡以色列游说集团”（counterlobby）来平衡以色列游说集团，也将可能是失败的。就像在第四章中所讨论的那样，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穆斯林团体比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组织要弱小得多，而自吹自擂的石油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施加的影响力，则要比人们普遍所相信的小得多。其他的平衡性组织——如无党派色彩的国家利益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和为了理解中东的美国人组织（Americans for Middle East Understanding）——在规模上和财力上，也要比以色列游说集团差得太大、太多。
但是即便这些各种各样的团体更大、更富有，它们也将依然发现，要克服利益集团政治核心的集体行动动力的障碍是困难的。就像在早先所指出的那样，亲以色列团体之所以成功，部分是因为其成员将支持以色列置于特别优先的地位，这就意味着这些团体总是涉及单一议题的政治——只支持那些建立了亲以色列的良好信用记录的候选人。即便许多美国人意识到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这也不是他们最优先的议题，而且在那些怀疑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人以及那些强烈反对这种做法的人之间，还存在着重大的分歧。结果，试图通过将这些不同团体拉进一个有凝聚力的联盟来平衡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并不是一种有希望的战略。我们也将怀着强烈的疑虑来看待形成一个明显“反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因为此类团体能够很容易地促使真正的反犹主义死灰复燃。
第三种选择——比前两种选择要更有希望得多——是鼓励就这些问题进行更公开的辩论，目的是要纠正有关中东的现有神话，迫使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那些团体在面对消息灵通的反对方时，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具体而言，美国人需要明白以色列建国的真正历史，以及以色列随后行为的真相。美国人需要吸收和思考以色列“新历史学家们”的发现，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列昂·尤里斯所提供的阿以冲突的版本；这些“新历史学家们”学识上的勇敢，非常必要地阐明了需要这样一场运动，即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在本地的阿拉伯人口中间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虽然这两种情形几乎毫无相同之处，但是如果不明白基督教反犹主义的长期历史，人们就不能够理解犹太复国主义；如果不清楚环绕1948年战争——以色列人将这场战争称之为独立战争，而巴勒斯坦人则将它称之为灾难（al-Nakba），或“大灾难”（the Catastrophe）——的那些事件，人们就不能够彻底理解当代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
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对于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犯下的罪行，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一点，因此他们将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抵抗看作非理性的复仇行为，或者是对犹太人毫无根据的仇恨——这种仇恨类似于老欧洲那种地方性的反犹主义——的证据。无视过去的历史，也鼓励美国人将巴勒斯坦人的补偿要求——特别是回归故土权利的补偿——当作完全非正当的要求而加以拒绝。虽然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指望依靠恐怖主义而悲叹不已，而且也很清楚他们对这场久拖不决的冲突所起到的作用，但是我们相信，他们的冤情是的的确确的，而且必须加以讨论，即便他们的某些梦寐以求的目标——如不受限制地回归故土的权利——必将落空，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加以解决，就像上面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也相信，如果对于过去的事件和目前的情况有更精确的了解，那么大多数美国人将会支持一种不同的解决冲突之道。
作为民主社会中独立思考的基本来源，应该鼓励学者和新闻记者抵制以色列游说集团对塑造公众话语所作的努力，鼓励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更公开的讨论。目标不是要把以色列单挑出来进行批评，或者挑战这个犹太国家的合法性，而是要帮助美国人对过去的行为如何给目前投下巨大阴影这一画面有更精确的认识。虽然依旧会有——而且应该有——许多声音为以色列进行辩护，但是如果美国公民接触到有关以色列的各种观点，那将更有利于美国。而公民接触到各种观点是世界上大多数的民主国家——其中包括以色列——的共有特点。
新闻记者在政治竞选活动期间特别有责任提出严厉的问题。就像在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所有的主要总统候选人都是这样开始其2008年的竞选活动的：表达个人对以色列的坚定承诺，以及清楚表明他们无条件地支持这个犹太国家和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敌人采取对抗措施。当政治家们发表自己惯常的亲以色列的陈词滥调的时候，他们不应该轻轻松松地过关。记者和评论家应该坚持，那些渴望登上总统大位的人应该解释他们为什么如此强烈地支持以色列，问问他们是否支持一个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并在当选后极力推动之。应该要求候选人考虑一下，附带更多条件的美国政策——例如，其中一个条件是将美国的军事援助同和平取得真正进展挂钩——是否可能更有利于美国以及以色列。而且公平的游戏应该是要求那些冀望这块土地上最高职位的人们回答，他们的观点是否曾受到来自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或者个人捐赠的影响，正如人们会问到来自石油公司、工会或药品商的捐赠影响其观点这样的问题一样。
为促进更加公开的讨论，所有各种背景的美国人都必须拒绝使他人保持沉默的战术伎俩，而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某些团体和个人还在继续使用这种伎俩。压制辩论和诋毁对手与民主赖以为基础的有活力的公开对话原则格格不入，而且继续依靠这种不民主的战术伎俩，冒着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产生敌意反弹的后果。
我们谴责所有使合法的讨论和辩论归于沉默的企图，包括偶尔使亲以色列的声音归于沉默的企图，并且我们希望，本书将有助于在这些困难问题上进行更公开的观点交流。美国和以色列都面临应对许多中东问题的令人烦恼的挑战，而且这两个国家都不能够因为使那些支持一种新方法的人保持沉默而获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批评者总是对的，但是他们的建议至少值得像那些近年来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主要团体所支持的失败政策一样加以考虑。
说服以色列游说集团内的那些团体支持一项不同的议程，也将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实际上，这种发展可以包括加强业已存在的更温和的力量——如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和“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或者通过建立支持不同政策的亲以色列新团体。通过从现在控制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美国主要犹太组织总裁会议，或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那些强硬派手中夺走他们的权力，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都将得到推进。这些努力也可以通过机构改革——让草根阶层在决定这些政策立场中有更大的发言权——而得到加强。
当然，这一幕的发生要求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和成员都认识到，他们许多人近年来所支持的那些政策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他们也必须逐渐明白，固守这些立场将给以色列一个甚至更加阴暗的未来。犹太人社会中那些发出更加明智声音的人，将必须抛弃对以色列进行公开批评的禁忌，挑战那些对以色列乃至对海外犹太人有害的以色列政策。我们同意哈佛大学希勒尔名誉主任本-蔡恩·戈尔德（Rabbi Ben-Zion Gold）的观点，他在2002年写道：“美国犹太人是最大的海外犹太人社会，他们必须找到自己的关注焦点……我们这些人之所以批评以色列这样做，是因为以色列是我们身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批评乃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把主动批评以色列看作对以色列人民表达我们的尊敬和爱。”或者就像《经济学人》最近所观察到的那样：“帮助以色列不应再意味着不加批评地为它进行辩护……海外犹太人的机构应该……对批评以色列政治家宣讲种族主义和不宽容的观点感到自如随意……（而且）鼓励对有关以色列的政策进行活跃的辩论。”
的确，目前的中东情势给以色列游说集团中更强硬的那些成员造成了严重的两难困境。他们现在不是在保卫一个四面为敌人所包围的弱小国家，而是被迫保卫一个强大、现代、繁荣的国家——这个国家在粗暴对付像黎巴嫩这样的麻烦邻居的同时，正使用自己的优势力量从巴勒斯坦人那里没收土地和拒绝他们完整的政治权利。当这种行为激起明智的温和派批评的时候，这些团体被迫企图诋毁和边缘化那些明显既非极端分子，也非反犹分子的人。虽然谴责那些新纳粹分子或否认大屠杀的人是值得去做的事情，但是诋毁像吉米·卡特、理查德·科恩、托尼·库什纳，或托尼·朱特这样受人尊敬的个人，或者攻击像忧心忡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这样的进步团体，则是完全不同且令人不快的事情。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强硬分子越是攻击任何所有的批评者，他们就越是表露出自己同美国所广泛承诺的言论自由和公开讨论格格不入。而一旦任何对以色列的批评都被等同于反犹主义，那么指控本身的威胁也就毫无意义了。
考虑到有关末日时刻（end-time）的预言在时代主义神学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考虑到他们明显愿意看到中东在一场高度毁灭性的“预示灾祸的”战争中被吞没，要说服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放弃他们对大以色列（greater Israel）承诺的可能性更小。在福音派基督徒长期不断追求新成员的议程变化趋势中，在这些运动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大量波动的总趋势中，人们可以发现希望。特别是考虑到布什的中东政策已经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下一任美国总统不可能会像乔治·W.布什一样对这些团体持同情态度。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人也可能意识到，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当他们考虑到他们预计在末日时刻中所扮演的那个没有吸引力的角色的时候，他们开始同福音派基督徒的拥抱拉开距离。就基督教福音派教徒而言，应该鼓励他们思考以色列继续给巴勒斯坦人所造成的人类灾难，考虑他们自己对“大以色列”的承诺是否与基督的爱和兄弟的启示相一致。
虽然给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议程进行重新定位可能显得牵强，但是这些组织中有一些在过去支持不同的政策，而且没有理由假定他们目前的偏好是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上，有迹象表明，对主要犹太人组织支持的主张的不满正在增加，并且存在进行培育更好地反映主流犹太人观点声音的新努力。像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布里特·泽德克和舍拉姆（犹太人正义和平联盟）、“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这样的团体，已经变得更加为人所知和更加有效了。据报道，他们正考虑合并以提高他们的影响力，并鼓励美国对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作出更大的努力。许多著名的美国犹太人也已经考虑成立一个新的游说团体，该团体明确打算提供一种比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更加合理的选择。
类似的运动也在其他国家发生。2007年2月，一群英国的犹太人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独立犹太人之声（Independent Jewish Voices， IJV），该组织赞成人权法的普遍适用性，赞成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独立犹太人之声谴责反犹主义，谴责反阿拉伯主义，谴责仇视伊斯兰，并且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的，即这些声称有权代表全体犹太人社会的机构，没有反映出这个国家犹太人当中的广泛意见”。独立犹太人之声的成立宣言也强调：“反对反犹主义的战斗是生死攸关的，而每当反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被自动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时，这场战斗就遭到了削弱。”
在澳大利亚，那些批评以色列政策、发现难有机会说出自己观点的犹太人，已经成立了一个名为独立的澳大利亚犹太人之声（Independent Australian Jewish Voices）的组织。2006年11月，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行动，德国的25名和平研究人员要求质疑德国同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数月之后的2007年3月，当一小群犹太人发表《5767年再见的柏林宣言》（Berlin Declaration Shalom 5767）时，德国犹太人社会内部爆发了激烈的争议，因为按照《前沿》周报的说法，该宣言批评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政策，批评“对有关中东事务进行公开辩论的限制”。像这样的倡议提醒我们，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团体所支持的政策主张，并不代表所有——甚至不代表大多数——海外犹太人的观点，而且他们使人们有理由抱有这样的希望，即以色列游说集团内的许多团体，可能最终使他们的影响力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产生结果。
以色列的建立以及随后的发展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如果美国犹太人不曾为了以色列而组织起来，不曾说服那些重要的政治家支持他们的目标，那么以色列可能决不会成立。然而，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从来不曾是相同的，而且以色列目前的政策同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某些美国的核心价值相左。不幸的是，近年来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和在公共关系上的敏锐力，已经使得美国领导人没有勇气追求那些将推进美国利益、防止以色列犯下最严重错误的政策。简而言之，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害的。
然而，在美国目前的境况中还存有一线希望。因为这些失败政策的代价现在是如此明显，因此我们有反思和更新的机会。虽然以色列游说集团依然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但是它的反作用力却日益难以忽视。虽然像美国这样富有、强大的国家能够维持一时的错误政策，但是现实却不能够永远被忽视。
因此，需要做的就是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进行坦诚而文明的讨论，对美国在这一至关重要地区的利益进行更公开的辩论。虽然以色列的福祉位列那些利益之中——出于道德理由，以色列继续在被占领土上的存在则不是。公开辩论和更广泛的媒体报道将揭示那些问题——那些因目前的“特殊关系”而造成的问题，鼓励美国追求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更加符合该地区其他国家利益，以及我们坚决相信也更加符合以色列利益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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