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高先生住在加州的SAN JOSE，那是个很阳光也很温暖的地方。

　　决定和高先生做专访前有些耽心，毕竟是81岁的老人。采访前一天，我试探性地拿起电话和先生联系，殊不知先生一听我的名字就很开心地说：难得你有这份心，我们随意聊聊好了。先生那把亲切随和的声音，真如我的长辈，透着关心、理解和欢欣，像SAN JOSE秋日的阳光。

　　　　　　　　　　　　　　　　　　　　我自小就喜欢音乐

　　我们家很早就搬到上海，家族里没人是搞音乐的，父亲是个一般的公务员，家庭条件中等，但他很爱我。记得读小学那年，他知道我喜欢听西洋音乐，就特意买了台“五灯”的交流电收音机放在我房间，那时上海的文化气氛相当好，收音机里经常播些法国、德国、美国的音乐，这些音乐很优雅，和我在学校里学到的像黎锦晖的《可怜的秋香》这样的曲子不同，加上我的姐姐知道我喜欢看美国电影，总是想尽办法带我去看，我对音乐的喜好就是这样一点点培养起来的。

　　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是在初中，那时我的英文已相当不错，从美国电台听到歌唱比赛的消息就跑去参加，后来得奖了，奖品是一些糖，我们获奖的孩子都十分满足。先生说到这里哈哈地笑起来，那种快乐感染着我。

　　高中一年级那年，有天我对父亲说我喜欢音乐，要考音乐专科学校，父亲听了很支持。他是个很开明的人，文化虽不高，但对新事物很接受。先生讲到这里时，声音里透着感激和满足。他知道我唱的是西洋音乐，是古典的东西，而且是穿着晚礼服用外文唱的，就很放心，觉得这是个高尚的事情，所以他很支持我。

　　我是1937年考进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声乐系，这是由教育家蔡元培委托留学欧洲的音乐家萧友梅博士参照法国“国立巴黎音乐院”的模式办起来的，是中国第一所音乐高校。我进去读书时肖友梅已是校长。先生讲到这里停顿了少许，我想她大概怀念起故人来了。先生听我说知道萧友梅是民国元年国歌(卿云歌)的作曲者，她有些惊讶而开心地说：这个你都知道。

　　当年的“上海音专”确实汇聚了很多顶级的音乐家，比如从美国回国的黄自，他教我们音乐欣赏，是个人才，课讲得很好，可惜他教了我一年就得伤寒病去世了。我还记得追悼会是在美国人办的上海国际礼拜堂举行，就在现在的衡山路，学校当时挑选我在追悼会上唱《圣母颂》，可见我的学习成绩老师是满意的。

　　我对音乐的追求很认真很执著，这也是我在专业上进步很快的原因。举个例子，刚到学校时，由于我的条件很好，特别是乐感，加上我很用功，所以我的成绩很突出。学校有位老师当时在一个中学里兼教音乐，她常常把我带去学校作示范演唱，她觉得我是她的光荣，这事情换在别的孩子身上当然会是个很满足的事情，但我却很反感，觉得我是来学习的，既然功夫没学好，到处去唱就很不好，后来这个老师去了重庆，我就很开心，我知道我可以因她的离去再挑选一位好老师，当时我很用心，特别注意学校唱的好的学生，发现他们都是苏石林（俄裔）老师的学生，这样我就选择了跟他学习。苏石林是是著名男低音、曾经与世界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齐名，他原来在俄国圣德堡歌剧院演唱，30年代“国林音专”肖友梅校长邀请到中国教授声乐，1956年才回莫斯科音乐学院教书，他的太太是中国人，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在求学的过程中，也和苏石林成了很好的朋友。

　　　　　　　　　　　　　　　　　　　　机会来临我怎么可能拒绝？

　　我是1942年毕业的，我在毕业的第二年就举办了个人演唱会，现在想起这个音乐会就会想起父亲，他不但支持我，还为我到处推销演唱会的票，所以那次演唱会很成功。上海当时有个“工部局交响乐队”很有名，它在每年的夏季举行露天音乐会，一般是6月至8月，地点会固定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音乐台、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法文协会等地。他们听了我的演唱会后就邀请我演唱一个法国的歌剧咏叹调（Rouise），我在剧中担任三位女主角中的一位，这是我第一次演歌剧，一位资深的报社评论说：演出最动人的，就是由高芝兰演唱的角色。这次演出奠定了我的艺术地位。

　　之后有个演唱《茶花女》的女主角和剧团产生争执，最后剧团只好换人，他们把剧本拿来要我一周后就演出，我的老师知道后也吓了一跳，他觉得里面很多曲目都是很“花腔”的，我从没唱过，经验不足怎么能胜任呢？面对老师的耽心，我只对自己说了句话：当机会来临我怎么可能拒绝？我就是凭着这句话，花了6天的时间来准备。我把自己关进房间里，我对家里人说，除了吃饭，你们别打扰我。

　　那个星期我完全浸在《茶花女》里，我坐在钢琴前从头到尾地练了四天，还请来了个意大利人把台词念给他听，让他给我找毛病，纠正我的发音；到了第五天，我就和钢琴合，第六天就和乐队合，第七天演出，结果引起了轰动，很受赞赏。

　　现在国内的演员能达到这种水平的不多吧？我很不可思议地问先生。

　　达不到。先生很平静地回答。本来这不算是奇迹，很多国外的演员都做得到。做艺术这个事情，是要吃苦的，要尽责尽力，由不得半点功利心。我们那时候很单纯，风气也很朴素，不像现在那么浮躁。

　　　　　　　　　　　　　　　　　　　　开“个唱”筹款出国

　　我想我天生就是喜欢唱歌的人，我对艺术的追求很执着,喜欢唱一些别人没唱过的歌曲。像有首法国的歌曲，我很喜欢，但苦于没有谱子，后来通过一位评论家把谱子弄出来了。这位评论家很欣赏我，他在报纸上说每听我唱一次，都感觉到一种进步，每次都不同。那时唱歌剧的很多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流亡出来四、五十岁有经验的演员，在当时我是唯一的一个年青的中国歌剧演员，确实有些与众不同。

　　一九四七年我萌生了出国的念头，那时我正处在艺术生命鼎盛的巅峰，很多朋友知道我出国学习都竭力劝阻我。然而我有另种想法，觉得自己是学西洋音乐的，我不能因为此时的得意而忘乎所以自满起来。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是我所不清楚的，趁着年轻，我应该尽快地去学习。那年我从一本音乐杂志找到两所大学，一所是在芝加哥的音乐学院，一所就是纽约朱利亚德音乐院，我选择后者是因为纽约观看各种演出的机会多，这个很重要，早年我除了学声乐，还很注重学曲目，现在的很多年轻演员大概缺乏的就是这种自觉学习的精神。

　　决定去留学后却出现“资金从哪里来？”的困惑。那时我弟弟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他是学工程的，是我的经理人。为了筹集我们姐弟出国留学的费用，我连续举办了多场个人音乐会，我们赚了3000块美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了。我们坐了三个星期的轮船才到达旧金山，后来我转到纽约的朱利亚德音乐院读书去了。

　　　　　　　　　　　　　　　　　　　　第一代“海归”

　　我是1949年学成回国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海归”。我回国的原因是我在纽约认识了我的先生，因为双方父母都在国内，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犹豫就回来了。

　　回国后我被安置在上海音乐学院，生活条件好不好不是我计较的，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一些“故意的压制”。比如定职称啊，分房子啊，选学生等等，这些无形的压力总在你身边存在着，直到我1990年出来都是如此。我最认真那次就是为胡晓平出面。当时连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都默认晓平是唱得最好的，但评委却将她压到最后，我当时很不高兴，给当时的文化部长写了封信：我说我从来没为自己争过什么，但今天我要为自己的学生争个公平，文化部当时也没办法，他们后来安排晓平到匈牙利去参赛。

　　四九年后的历次运动对我冲击不大，因为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官，我只求业务不求名利，心血都放在学生身上了。但有些人的心态很不好，他们就怕我出成绩，往往把最差的学生分配给我，这当然难不倒我的，我对学生教得很严格，所以这些学生后来都表现得很优秀。

　　我为先生算了一下，像胡小平、汪燕燕、迟黎明、李怡平、刘旭峰、张倩和孙秀苇，他们很多都在国外国内获奖的。特别孙秀苇，她不但在意大利布塞托著名的“威尔第国际歌剧演唱比赛”中一举夺得第一名，同时还参与威尔第歌剧《游唱诗人》及《茶花女》的演出，一九九五年于米兰演出《命运之力》、于的里维斯特演出《诺玛》及在匈牙利演出《茶花女》，事业发展很快，很稳固，而这些正是先生所最在乎的。

　　　　　　　　　　　　　　　　　　　　不是我不在乎，而是世界变得快

　　我实在评价不了现在国内的音乐教育，这本来就有很多的因素在作用。采访即将结束时先生这样对我说。总体上，现在全世界的市场都被流行音乐所占领，这不是中国一家的尴尬问题。唱流行乐曲和唱歌剧不同，前者被冠以很多风格，象沙的哑的各式各样都行，它只需要一只话筒，就可以把情绪煽动起来。甚至是不穿衣服也可以唱，哈哈哈……这个世界变得快，我在乎也没有用。

　　现在的生活很悠闲，这是我最满足的。我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套老人公寓里，房子很好用，设施很齐全，左邻右里很和睦，每天早上听听音乐，看看书，这是我最感满意的。丈夫83年就去世了，我有一对双胞胎儿子，一个在国内经商，一个在这里当电脑工程师，还有个女儿，她毕业于美国印第安那州大学钢琴专业毕业，现在密斯根州教授钢琴，她的学生每年在钢琴夏令营都获第一名，他们对我都很好。第三代里没有学声乐的。我从来没有刻意过儿子女儿学什么，我鼓励他们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凡事尽力就行，这是我一直所坚持的。

　　和先生道再见时她一再叮咛道：关于四九年回国后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不开心的故事你就别写了。毕竟一切都过去了，不重要的。先生的叮嘱使我沉默了片刻，本来这样属于“国宝”的专家不应远离祖国，不过国内高等院校那种内耗就是如此，中国知识分子毕生所承受的悲屈远非这些。高先生说“走过去，就不重要”是对的，因为善良的人最容易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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