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大纪元12月2日讯】八封假信 --- 被愚弄的爱心
上海科洋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先生度过了一个愤怒的国庆节，他们在四川找到公司通过正规希望工程渠道一对一捐助的１７名儿童，在一年内只有３名明确收到他们的捐助款。
据南方周末 报道，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发现曾让他们感动流泪的学生来信，有８封是假的，信中称收到捐助也是假的。
“看，这就是那８封假信！”上海科洋公司鞠菟先生告诉记者。
２０００年９月，这个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向四川与湖南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各汇去１万元，以一对一结对子的方式，捐助了两省各２５名儿童。一对一的方式是捐助者款项专用于一固定儿童，小学期间共４００元，每学期资助５０元。９月１２日与１３日，两个基金会寄来收据，确认收到汇款。
科洋公司按发来的受助者名单，给每个孩子写了封信，表示资助意向。一年之内，四川有１５个孩子陆续回了信。令人奇怪的是，其中有１３个孩子问，钱什么时候能收到？２００１年６月，科洋致电四川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查询。
２００１年８月，科洋收到了７封四川宣汉县丰城区不同乡的受助儿童来信，都表示收到了钱。这７个信封笔迹完全相同，２００１年７月３０日８时寄自同一邮局。科洋怀疑信件真实性，请四川青少年基金会查询，不久基金会转来丰城区少工委答复，解释说：“地处山区，大部分学生邮寄书信不方便，有的要步行几十公里，因此由受助学生写了信后由老师在回区学习时统一寄出。” 冒向兰菊名的假信
科洋老总龚文辉本是湖南岳阳的农村孩子，曾有乞讨经历，靠乡亲资助，才完成学业，因此他对贫困儿童别有一番特殊的感情。他决定不仅要帮助他们的学业，而且要面对面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原来他打算让２５个四川孩子到上海过国庆，由于联系不畅，加之对７封信心存疑虑，于是决定利用“十一”长假与同事去找这２５名儿童。
这一去，扯开了一个黑幕。
捐资者自费调查
“这学期语文得了７８分，数学８９分，班上第四名。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学习和家庭的帮助。”
这是署名“向兰菊”并标明今年７月２６日写的信。
１２岁的向兰菊是科洋公司资助的学生。当龚文辉与同事鞠菟找到她家时，向兰菊残疾的母亲用双掌扒著拖鞋从田里爬了回来。她说，兰菊并没有收到希望工程一分钱，每学期学费一分钱也没少交。她和弟弟妹妹已全部失学。
小兰菊证实：这是一封彻头彻尾的假信。
小兰菊的老师、原校长现任支书的吴庭友告诉龚文辉，如果收到捐助，她绝不会失学。
龚文辉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决定找到所有的小孩，他们雇了两辆双轮摩托，从１０月２日找到６日凌晨３时，在四川宣汉县的大山里奔波了５天，几乎每天都是早上７时出发，在泥泞中急驰，有时深夜１１时、１２时才到人家。由于过于劳累，当地司机拒绝再做生意，中途他们又换了两辆摩托车，总行程６００公里。
他们尽力找到的１７名受助儿童，确证有８封信是假的，其中除了丰城区统一寄出的那７封外，还有一封假冒天生区胡先锋学生的来信。这说明，假信并不是只发生在一个区的孤例。
署名“胡先锋”的信说：“严老师对我说，已经把我当作救助对象。就这样严老师帮我把书费交了，我终于在开学一周又回到校园。我非常感谢你们，不然去年我有可能停学一年。”
但１２岁的受助生胡先锋根本就没有收到科洋公司的希望工程捐助，他停学一年，直到姑姑在外打工给他付了１００元学费，今年秋季才复学。信中还把胡先锋从事实的“课代表”提升为“中队长”，至于“期末考数学９８分和第一名差一分”，实际上他却在停学期间，根本不可能有成绩。
他们找到的１７名受助儿童中，竟只有３名明确收到了他们的钱，辍学的则有３名。李勤，因父亲坐牢母亲逝世，与年过７０的奶奶爷爷共同生活，已辍学一个月，从未收到或听说希望工程捐助。
当龚文辉与鞠菟在雨中找到正在山上务农的小李勤时，第一句话是：“孩子，你想不想读书？”小女孩只说了一个字“想”，泪水就夺眶而出，静静地成了泪人。龚文辉和鞠菟再也忍不住了，三人和著雨水泪水汗水，相互凝视。
另一个１１岁的资助对象杨学菊，父母双亡，一直是乡里免去学费，去年免费终止，又因为根本不知有希望工程捐款，从未收到一分钱，已去深圳打工了。
“１１岁的女孩能打什么工哟！”龚文辉愤怒地说。
记者一赴宣汉
这８封假信，表面看起来都是孩子的笔迹，文笔模拟小学生的口吻，甚至不乏文采，有一封说：“你们那今年闷热吗？我们这可把人热坏了，差不多一个月没下雨了，昨天才稍微下了点雨，总算解暑了。阿姨你要保重呀！可千万别中暑了。”
有的富有情节：“在写这封信之前，我根本就不会写信，就连格式也不知道，但我苦苦央求老师教我写，后来老师教我查字典，写不来的字就给我说，我终于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告诉你了”
究竟是谁伪造了这些信？
１０月中旬，本报记者到四川采访，找到负责这里希望工程款发放的共青团宣汉县委的一个主任李小东，李称，希望工程有关放款的设计是完善的，先由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直接划款给县团委，由县团委直接转账给区教办，区教办希望工程负责人只有凭县团委开出的领条才可以将款转账到各校，在这过程中经办的人都是看
不到现金的，从而防止贪污的可能性。
李出示的专用账本与银行汇票显示，科洋公司资助的２５个孩子，在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００１年３月，
以每学期每人５０元的额度，已足额发到各区教办的账户，上面有各区负责人签字。
后来，各区负责人也向记者证实此事。
作假人：“善意的谎言”
记者通过知情人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发假信的嫌疑人───丰城区教办德育专干唐纯旭。唐是个外表朴素的青年干部，一见面，他就承认，那７封假信是他弄的。
“今年上半年，上海方面来查问钱的问题，钱是肯定没问题的，因为经办人都不是现金过手的，我们分三次及时发了，宣汉县教育负债５０００万，学校办公费都是从学杂费中出，可能是班主任直接代领了冲抵学杂费，结果学生与家长有一定情绪，所以学生不大愿意回信。另外，对大多数贫困学生来说，８角钱的邮费确实是个负担，因此我让班主任写了信，统一交给我，再在区里找其他孩子抄写发出。信封是我买的，是我写的，邮票是我贴的。有些信，孩子的确不知道是班主任代写的，但我们是用心良苦，绝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你可以说是善意的欺骗。”
当记者问为什么孩子已辍学、仍以孩子的名义欺骗好心人呢？唐回答：“每人每学期５０元是团省委定的标准。而每个学生每学期学杂费就要２００多元，５０元的标准只能算减负。的确有希望工程救助的学生失学，这是事实。为了不让资助者失望，我们就谎称在学，拔高成绩、说成班干部也是同样道理。”
当记者问道：“现在是否后悔寄了这些信？”唐激动地说：“我不后悔，要说后悔就是没把工作做得更细。反正不回信是绝对不对的，不回信太没有礼貌了。”
唐还出具了６封假信的学生所在学校开具的证明，说其中５个学生分三期按时收到希望工程款，而失学的向兰菊属自愿失学，其名额已被叫胡萍的学生接替。
由于连天大雨，学校多在山中，记者这趟无法上山，只采访到近便的学生。
记者再赴宣汉
在学校开出的证明上写著：“兹有原凤林乡三年级特困学生向兰菊该同学读小学四年级时已满１４周岁，加之智力偏低，自愿不读书，经多方工作无果，现已外出务工。事后经校行政会议研究决定，将救助款转给特困生胡萍。”
本报第二批记者两个星期后再度赴川查证上次获得的这份证明，发现唐纯旭们已经做了手脚。
搭著摩托经过５０公里山路颠簸后，记者悄悄进入凤林乡中心校，找到向兰菊的班主任、校党支书吴庭友老师。他一看见证明，气不打一处来：“全都失实！”并建议我们立刻去向兰菊家求证。
记者赶到向兰菊家，向兰菊生于１９８９年３月，读四年级时为１２周岁，由于无力读书停学一年，功课较差，但在一年级时功课全部在８０分以上；智力完全正常；从未外出务工。失学后，只有吴老师到家里来过一次。双腿残疾的向兰菊母亲告诉记者，三个孩子全部失学了，而希望工程名额被人家顶了。
向兰菊一家，母亲双脚瘫痪，全家五口只有父亲一个劳力，三个孩子都在学龄期，但全部失学。记者在她们家中看到，被子和泥地是一种颜色，通了电却用不起电。全家每年要上交５口人的农业税１４００元，本来向兰菊母亲是可以减免的，可是，向兰菊母亲连办残疾证的５０元都拿不出，乡干部对用双手爬来的向兰菊母亲说：“你不是残疾人，因为你没有残疾证！”
吴庭友告诉记者，希望工程资助向兰菊的３００元钱，是今年１０月１０日才下来的，还是现金。如果不是科洋公司国庆查账，还要耽搁多久，没人能说得准。
而顶替向兰菊被资助的学生胡萍，同样是吴庭友的学生，家境在班上属中上等，家中两个孩子。“这些是副校长赵本学决定的，没有经过集体讨论，证明也是赵本学开的。”
当记者离开时，向兰菊的母亲用手爬了出来，哭著向我们告别。
假上作假
天色昏黄时，记者翻过四座山头，终于赶到南坪乡学生张强家。张强母亲证实，直到今年１０月３１日才领到希望工程现金１５０元。在灯光下，张强穿著一双烂了帮的鞋，两只大脚拇趾伸在外面。
而南坪乡的校长袁书宏见到记者时，说钱是及时发放的，当初对科洋公司说的“从没有收到希望工程的５０元钱”是搞错了。
当记者问他“那１０月份１５０元现金又是怎么回事？”袁校长一会说“１５０元是上面给的”，一会儿又说“是学校拿的”。记者要求查账。过了约４０分钟，校长、会计才从对面的学校拿回了几本账本，里面２００１年元月学校从区教办希望工程领款收据，上面用小字注明“张强１００元”字样；张强母亲熊升碧签名的收条：６月１０日领到希望工程５０元。
难道张强母亲熊升碧向科洋公司和记者说了谎？可２２时３０分，熊赶来了，坚持说“只在１０月３１日收到过钱”，双方争执不下。
记者翻看账本，突然发现，这张６月１０日的收条并没有订在麻线内而是粘上去的，浆糊还没有干。 在手电筒下假凭证露了馅
“这条是刚粘上去的，你们为什么这么做？”乘袁校长外出之际，记者问会计，会计慌了，说：“是袁校长让我干的！”
袁校长不得不说出实情。“说老实话，上海科洋公司来查账时，我们一片茫然，因为科洋公司的钱早在去年９月到了区教办，我们根本不知道。张强的３次减免，全部是学校出的钱，今年１０月在科洋公司调查后，唐纯旭急忙拿出１５０元让我马上给家长，并要我利用家长不识字，假造３次希望工程收条，让家长在１０月３１日取钱时签了，再分别粘到已封册的各个账本上。”
那张２００１年元月的希望工程领条也是伪造的，这是２０００年的结账条，根本没有张强的名额，一行小字是应付查账写上去的。
袁说：“唐纯旭还让学校把希望工程救助与学校自己的救助减免混在一块，若上面检查就说学校减免中含有希望工程款。”
记者了解到，以前希望工程款同学校一年结３次账，唐改为一年一结，将划账到校改为两种方式：欠区教办钱的学校拿不到希望工程现金，冲抵欠款，而不欠区教办的学校在一年后能拿到现金，但不给受助学生名单，结果下面的学校不清楚给谁。
“失踪”的陈立芳
山上的路堆满碎石，时有塌方，记者租的摩托车轮胎一度被山石击破，另一辆摩托离合器断了。
在３个小时车程后，满身灰泥的两位记者赶到桃花乡二中心小学，查询受助学生陈立芳的资金下落。校长不在家，副校长与会计李明玉、班主任赵丽陶接待了记者，当他们听说陈立芳是科洋公司资助的希望工程学生时，都吃了一惊。
会计李明玉明确地说：“陈立芳不是我们学校的希望工程学生，她的学费近两年来是全免的，资金来源是达州市财政局的一位好心人，作为扶贫结对子单位，他已表示会帮助陈立芳到初中毕业，每学期他拿出１８０元。另外国际红十字会一次性拿出４００元。”
班主任赵丽陶证实，假信是她写的，“校长叫我写信，我就写了”。
可是，记者有科洋公司提供的陈立芳“希望工程结对救助卡”，卡号是５１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９。
说谎的雷小琴
当记者找到桃花乡十三村小的雷小琴时，四年级时丧母的她眨著美丽的眼睛说：“希望工程钱是１０月份到的。”
当记者拿出那封可疑的来信时，雷小琴看了一眼，马上说：“是我写的。”记者请女孩再想想，雷小琴紧咬著嘴唇，仍然说：“是我写的。”记者当即读了一段，请她默写，发现笔迹全部不对。
“雷小琴，这信到底是不是你写的？”
笔直地站在阳光下，雷小琴痛苦地看看老师，眼珠在眼眶中打转，咬著嘴说：“不是我写的。”
“为什么要说自己写的？”────沉默。“是谁让你这么说的？”────沉默。“这封信以前看到过吗？”“没有。”
当问起随后被请来的爷爷雷文友时，年迈的老人家非常流利地说：“去年７月、１２月、（今年）６月拿到的现钱。”边上一位不知内情的新来老师急了：“您是不是１０月份拿到的？”老人家不管他催问，坚持回答：“７月，１２月，６月。”最后终于别不过那位不识相的老师，承认１０月份拿了１５０元。
记者又在半个小时之后赶到桃花乡中心校，老师王能戒承认，是他从唐纯旭手中亲手拿了１５０元交给老人家，并交出了领条。但他又说是９月份，不是１０月份，把资助时间提前到了２０００年初。
经过４００公里的调查，记者终于查清：在唐纯旭发出７封假信时，这７个孩子全部没有收到希望工程救助。
记者在一一走访中发现，唐在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电话查询时，他甚至要求辅导员连夜写假信，第二天就交上来；而科洋公司１０月２日到宣汉来调查后，１０月４日唐就拿出现金，开始发钱；他第一次出示给本报记者的５张证明，也是在科洋调查之后急急忙忙补造的。
唐纯旭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谎言与制度漏洞
四川宣汉是山区，记者每天１２个小时的摩托急驰，双腿麻木，胯部皮肤溃烂，但痛心的却是：孩子们纷纷向我们说谎，称信是他们写的；老师则向我们保证：钱是准时到学校的。当谎言一个个点破时，他们又不无尴尬地找出一些借口，老师和家长说的不一样，校长又和会计说的不一样，处处是矛盾。到了最后，无非解释说是上级让这么做的。
最让记者难忘的是：弱小的孩子说谎时的痛苦表情。是谁让孩子与老人也加入了编造谎言中？又是什么威胁使他们放弃了纯朴？
宣汉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区，全县１４万小学生，注册贫困生就有７５００人。当地的贫困生标准是：一年穿不上一件新衣服，半个月吃不上一顿肉，一学年交不上三分之一的学费。
对贫困生来说，一学期２００元左右学杂费，他们可能５年都还不起。在被称为当地“外蒙古”的丰城乡七村，小学老师告诉记者：孩子如果将一根圆珠笔芯当天写完，会被父亲痛骂上一整天。
在２００元左右学杂费中，书费不过约６０元，剩下的约１４０元是各区教办、县教育局各科室收的各种
辅导材料征订费。
在凤林乡小学，校长告诉记者：１６万学杂费，学校只能留两三万办公费，其余都要上交，就这样全县教育负债还有５０００万。
在采访中，老师向记者反映：“今年１月份老师补加的２０％工资至今未发。”
于是，宣汉每年５０５个希望工程的现金捐款，就成了很稀缺的东西，很难被交到学生手中，往往被学校拿来填了旧债。记者还发现，有些希望工程款通过关系给了并不那么贫困的学童。在观山乡中心校，队长的孩子王龙跃以父亲残疾为由申请了希望工程救助，而实际上残疾的是王龙跃的姐姐（聋哑）。村民告诉记者，队长家有彩电，准备盖新房。
据了解，宣汉县是四川省希望工程模范县，多次受到团中央、团省委表彰，近１０年救助学生９８００多人次，是四川省受助学生最多的一个县，但仍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在宣汉一一查证监督，成本显然太高：半数学校靠无线电通讯，科洋公司与本报先后花了１１天，奔波１０００公里山路，总计花费约１５０００元，仍只能查清一个区的账目，才找到２２个受助孩子。用科洋公司鞠菟的话说：这些钱又可以捐助多少学生啊！
在采访中，至少有四名校领导提出，希望工程的救助过程有较大的漏洞。在１９９６年前希望工程每个受助孩子都有自己的账号，钱到账上，经少先队批准，老师才能取。自从一对一结对子救助方式成了希望工程主要方式，钱由青少年基金会层层下转，就给拖延挪用留下了空间。
三名校长建议，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应直接给孩子立账户，直接将钱打入账中，而取钱必须由班主任和家长同时领取，然后当著家长面交学费，既杜绝中间环节的挪用，又避免穷困的家长将钱用于生活而不是学费。
科洋公司龚文辉去了一趟宣汉，同记者一样，深切感到“当地贫困真是难以想象”，尽管伤心，他仍表示将继续捐助失学儿童，“只是今后不一定通过希望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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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洋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先生度过了一个愤怒的国庆节，他们在四川找到公司通过正规希望工程渠道一对一捐助的１７名儿童，在一年内只有３名明确收到他们的捐助款。
据南方周末 报道，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发现曾让他们感动流泪的学生来信，有８封是假的，信中称收到捐助也是假的。
“看，这就是那８封假信！”上海科洋公司鞠菟先生告诉记者。
２０００年９月，这个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向四川与湖南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各汇去１万元，以一对一结对子的方式，捐助了两省各２５名儿童。一对一的方式是捐助者款项专用于一固定儿童，小学期间共４００元，每学期资助５０元。９月１２日与１３日，两个基金会寄来收据，确认收到汇款。
科洋公司按发来的受助者名单，给每个孩子写了封信，表示资助意向。一年之内，四川有１５个孩子陆续回了信。令人奇怪的是，其中有１３个孩子问，钱什么时候能收到？２００１年６月，科洋致电四川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查询。
２００１年８月，科洋收到了７封四川宣汉县丰城区不同乡的受助儿童来信，都表示收到了钱。这７个信封笔迹完全相同，２００１年７月３０日８时寄自同一邮局。科洋怀疑信件真实性，请四川青少年基金会查询，不久基金会转来丰城区少工委答复，解释说：“地处山区，大部分学生邮寄书信不方便，有的要步行几十公里，因此由受助学生写了信后由老师在回区学习时统一寄出。” 冒向兰菊名的假信
科洋老总龚文辉本是湖南岳阳的农村孩子，曾有乞讨经历，靠乡亲资助，才完成学业，因此他对贫困儿童别有一番特殊的感情。他决定不仅要帮助他们的学业，而且要面对面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原来他打算让２５个四川孩子到上海过国庆，由于联系不畅，加之对７封信心存疑虑，于是决定利用“十一”长假与同事去找这２５名儿童。
这一去，扯开了一个黑幕。
捐资者自费调查
“这学期语文得了７８分，数学８９分，班上第四名。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学习和家庭的帮助。”
这是署名“向兰菊”并标明今年７月２６日写的信。
１２岁的向兰菊是科洋公司资助的学生。当龚文辉与同事鞠菟找到她家时，向兰菊残疾的母亲用双掌扒著拖鞋从田里爬了回来。她说，兰菊并没有收到希望工程一分钱，每学期学费一分钱也没少交。她和弟弟妹妹已全部失学。
小兰菊证实：这是一封彻头彻尾的假信。
小兰菊的老师、原校长现任支书的吴庭友告诉龚文辉，如果收到捐助，她绝不会失学。
龚文辉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决定找到所有的小孩，他们雇了两辆双轮摩托，从１０月２日找到６日凌晨３时，在四川宣汉县的大山里奔波了５天，几乎每天都是早上７时出发，在泥泞中急驰，有时深夜１１时、１２时才到人家。由于过于劳累，当地司机拒绝再做生意，中途他们又换了两辆摩托车，总行程６００公里。
他们尽力找到的１７名受助儿童，确证有８封信是假的，其中除了丰城区统一寄出的那７封外，还有一封假冒天生区胡先锋学生的来信。这说明，假信并不是只发生在一个区的孤例。
署名“胡先锋”的信说：“严老师对我说，已经把我当作救助对象。就这样严老师帮我把书费交了，我终于在开学一周又回到校园。我非常感谢你们，不然去年我有可能停学一年。”
但１２岁的受助生胡先锋根本就没有收到科洋公司的希望工程捐助，他停学一年，直到姑姑在外打工给他付了１００元学费，今年秋季才复学。信中还把胡先锋从事实的“课代表”提升为“中队长”，至于“期末考数学９８分和第一名差一分”，实际上他却在停学期间，根本不可能有成绩。
他们找到的１７名受助儿童中，竟只有３名明确收到了他们的钱，辍学的则有３名。李勤，因父亲坐牢母亲逝世，与年过７０的奶奶爷爷共同生活，已辍学一个月，从未收到或听说希望工程捐助。
当龚文辉与鞠菟在雨中找到正在山上务农的小李勤时，第一句话是：“孩子，你想不想读书？”小女孩只说了一个字“想”，泪水就夺眶而出，静静地成了泪人。龚文辉和鞠菟再也忍不住了，三人和著雨水泪水汗水，相互凝视。
另一个１１岁的资助对象杨学菊，父母双亡，一直是乡里免去学费，去年免费终止，又因为根本不知有希望工程捐款，从未收到一分钱，已去深圳打工了。
“１１岁的女孩能打什么工哟！”龚文辉愤怒地说。
记者一赴宣汉
这８封假信，表面看起来都是孩子的笔迹，文笔模拟小学生的口吻，甚至不乏文采，有一封说：“你们那今年闷热吗？我们这可把人热坏了，差不多一个月没下雨了，昨天才稍微下了点雨，总算解暑了。阿姨你要保重呀！可千万别中暑了。”
有的富有情节：“在写这封信之前，我根本就不会写信，就连格式也不知道，但我苦苦央求老师教我写，后来老师教我查字典，写不来的字就给我说，我终于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告诉你了”
究竟是谁伪造了这些信？
１０月中旬，本报记者到四川采访，找到负责这里希望工程款发放的共青团宣汉县委的一个主任李小东，李称，希望工程有关放款的设计是完善的，先由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直接划款给县团委，由县团委直接转账给区教办，区教办希望工程负责人只有凭县团委开出的领条才可以将款转账到各校，在这过程中经办的人都是看
不到现金的，从而防止贪污的可能性。
李出示的专用账本与银行汇票显示，科洋公司资助的２５个孩子，在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００１年３月，
以每学期每人５０元的额度，已足额发到各区教办的账户，上面有各区负责人签字。
后来，各区负责人也向记者证实此事。
作假人：“善意的谎言”
记者通过知情人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发假信的嫌疑人───丰城区教办德育专干唐纯旭。唐是个外表朴素的青年干部，一见面，他就承认，那７封假信是他弄的。
“今年上半年，上海方面来查问钱的问题，钱是肯定没问题的，因为经办人都不是现金过手的，我们分三次及时发了，宣汉县教育负债５０００万，学校办公费都是从学杂费中出，可能是班主任直接代领了冲抵学杂费，结果学生与家长有一定情绪，所以学生不大愿意回信。另外，对大多数贫困学生来说，８角钱的邮费确实是个负担，因此我让班主任写了信，统一交给我，再在区里找其他孩子抄写发出。信封是我买的，是我写的，邮票是我贴的。有些信，孩子的确不知道是班主任代写的，但我们是用心良苦，绝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你可以说是善意的欺骗。”
当记者问为什么孩子已辍学、仍以孩子的名义欺骗好心人呢？唐回答：“每人每学期５０元是团省委定的标准。而每个学生每学期学杂费就要２００多元，５０元的标准只能算减负。的确有希望工程救助的学生失学，这是事实。为了不让资助者失望，我们就谎称在学，拔高成绩、说成班干部也是同样道理。”
当记者问道：“现在是否后悔寄了这些信？”唐激动地说：“我不后悔，要说后悔就是没把工作做得更细。反正不回信是绝对不对的，不回信太没有礼貌了。”
唐还出具了６封假信的学生所在学校开具的证明，说其中５个学生分三期按时收到希望工程款，而失学的向兰菊属自愿失学，其名额已被叫胡萍的学生接替。
由于连天大雨，学校多在山中，记者这趟无法上山，只采访到近便的学生。
记者再赴宣汉
在学校开出的证明上写著：“兹有原凤林乡三年级特困学生向兰菊该同学读小学四年级时已满１４周岁，加之智力偏低，自愿不读书，经多方工作无果，现已外出务工。事后经校行政会议研究决定，将救助款转给特困生胡萍。”
本报第二批记者两个星期后再度赴川查证上次获得的这份证明，发现唐纯旭们已经做了手脚。
搭著摩托经过５０公里山路颠簸后，记者悄悄进入凤林乡中心校，找到向兰菊的班主任、校党支书吴庭友老师。他一看见证明，气不打一处来：“全都失实！”并建议我们立刻去向兰菊家求证。
记者赶到向兰菊家，向兰菊生于１９８９年３月，读四年级时为１２周岁，由于无力读书停学一年，功课较差，但在一年级时功课全部在８０分以上；智力完全正常；从未外出务工。失学后，只有吴老师到家里来过一次。双腿残疾的向兰菊母亲告诉记者，三个孩子全部失学了，而希望工程名额被人家顶了。
向兰菊一家，母亲双脚瘫痪，全家五口只有父亲一个劳力，三个孩子都在学龄期，但全部失学。记者在她们家中看到，被子和泥地是一种颜色，通了电却用不起电。全家每年要上交５口人的农业税１４００元，本来向兰菊母亲是可以减免的，可是，向兰菊母亲连办残疾证的５０元都拿不出，乡干部对用双手爬来的向兰菊母亲说：“你不是残疾人，因为你没有残疾证！”
吴庭友告诉记者，希望工程资助向兰菊的３００元钱，是今年１０月１０日才下来的，还是现金。如果不是科洋公司国庆查账，还要耽搁多久，没人能说得准。
而顶替向兰菊被资助的学生胡萍，同样是吴庭友的学生，家境在班上属中上等，家中两个孩子。“这些是副校长赵本学决定的，没有经过集体讨论，证明也是赵本学开的。”
当记者离开时，向兰菊的母亲用手爬了出来，哭著向我们告别。
假上作假
天色昏黄时，记者翻过四座山头，终于赶到南坪乡学生张强家。张强母亲证实，直到今年１０月３１日才领到希望工程现金１５０元。在灯光下，张强穿著一双烂了帮的鞋，两只大脚拇趾伸在外面。
而南坪乡的校长袁书宏见到记者时，说钱是及时发放的，当初对科洋公司说的“从没有收到希望工程的５０元钱”是搞错了。
当记者问他“那１０月份１５０元现金又是怎么回事？”袁校长一会说“１５０元是上面给的”，一会儿又说“是学校拿的”。记者要求查账。过了约４０分钟，校长、会计才从对面的学校拿回了几本账本，里面２００１年元月学校从区教办希望工程领款收据，上面用小字注明“张强１００元”字样；张强母亲熊升碧签名的收条：６月１０日领到希望工程５０元。
难道张强母亲熊升碧向科洋公司和记者说了谎？可２２时３０分，熊赶来了，坚持说“只在１０月３１日收到过钱”，双方争执不下。
记者翻看账本，突然发现，这张６月１０日的收条并没有订在麻线内而是粘上去的，浆糊还没有干。 在手电筒下假凭证露了馅
“这条是刚粘上去的，你们为什么这么做？”乘袁校长外出之际，记者问会计，会计慌了，说：“是袁校长让我干的！”
袁校长不得不说出实情。“说老实话，上海科洋公司来查账时，我们一片茫然，因为科洋公司的钱早在去年９月到了区教办，我们根本不知道。张强的３次减免，全部是学校出的钱，今年１０月在科洋公司调查后，唐纯旭急忙拿出１５０元让我马上给家长，并要我利用家长不识字，假造３次希望工程收条，让家长在１０月３１日取钱时签了，再分别粘到已封册的各个账本上。”
那张２００１年元月的希望工程领条也是伪造的，这是２０００年的结账条，根本没有张强的名额，一行小字是应付查账写上去的。
袁说：“唐纯旭还让学校把希望工程救助与学校自己的救助减免混在一块，若上面检查就说学校减免中含有希望工程款。”
记者了解到，以前希望工程款同学校一年结３次账，唐改为一年一结，将划账到校改为两种方式：欠区教办钱的学校拿不到希望工程现金，冲抵欠款，而不欠区教办的学校在一年后能拿到现金，但不给受助学生名单，结果下面的学校不清楚给谁。
“失踪”的陈立芳
山上的路堆满碎石，时有塌方，记者租的摩托车轮胎一度被山石击破，另一辆摩托离合器断了。
在３个小时车程后，满身灰泥的两位记者赶到桃花乡二中心小学，查询受助学生陈立芳的资金下落。校长不在家，副校长与会计李明玉、班主任赵丽陶接待了记者，当他们听说陈立芳是科洋公司资助的希望工程学生时，都吃了一惊。
会计李明玉明确地说：“陈立芳不是我们学校的希望工程学生，她的学费近两年来是全免的，资金来源是达州市财政局的一位好心人，作为扶贫结对子单位，他已表示会帮助陈立芳到初中毕业，每学期他拿出１８０元。另外国际红十字会一次性拿出４００元。”
班主任赵丽陶证实，假信是她写的，“校长叫我写信，我就写了”。
可是，记者有科洋公司提供的陈立芳“希望工程结对救助卡”，卡号是５１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９。
说谎的雷小琴
当记者找到桃花乡十三村小的雷小琴时，四年级时丧母的她眨著美丽的眼睛说：“希望工程钱是１０月份到的。”
当记者拿出那封可疑的来信时，雷小琴看了一眼，马上说：“是我写的。”记者请女孩再想想，雷小琴紧咬著嘴唇，仍然说：“是我写的。”记者当即读了一段，请她默写，发现笔迹全部不对。
“雷小琴，这信到底是不是你写的？”
笔直地站在阳光下，雷小琴痛苦地看看老师，眼珠在眼眶中打转，咬著嘴说：“不是我写的。”
“为什么要说自己写的？”────沉默。“是谁让你这么说的？”────沉默。“这封信以前看到过吗？”“没有。”
当问起随后被请来的爷爷雷文友时，年迈的老人家非常流利地说：“去年７月、１２月、（今年）６月拿到的现钱。”边上一位不知内情的新来老师急了：“您是不是１０月份拿到的？”老人家不管他催问，坚持回答：“７月，１２月，６月。”最后终于别不过那位不识相的老师，承认１０月份拿了１５０元。
记者又在半个小时之后赶到桃花乡中心校，老师王能戒承认，是他从唐纯旭手中亲手拿了１５０元交给老人家，并交出了领条。但他又说是９月份，不是１０月份，把资助时间提前到了２０００年初。
经过４００公里的调查，记者终于查清：在唐纯旭发出７封假信时，这７个孩子全部没有收到希望工程救助。
记者在一一走访中发现，唐在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电话查询时，他甚至要求辅导员连夜写假信，第二天就交上来；而科洋公司１０月２日到宣汉来调查后，１０月４日唐就拿出现金，开始发钱；他第一次出示给本报记者的５张证明，也是在科洋调查之后急急忙忙补造的。
唐纯旭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谎言与制度漏洞
四川宣汉是山区，记者每天１２个小时的摩托急驰，双腿麻木，胯部皮肤溃烂，但痛心的却是：孩子们纷纷向我们说谎，称信是他们写的；老师则向我们保证：钱是准时到学校的。当谎言一个个点破时，他们又不无尴尬地找出一些借口，老师和家长说的不一样，校长又和会计说的不一样，处处是矛盾。到了最后，无非解释说是上级让这么做的。
最让记者难忘的是：弱小的孩子说谎时的痛苦表情。是谁让孩子与老人也加入了编造谎言中？又是什么威胁使他们放弃了纯朴？
宣汉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区，全县１４万小学生，注册贫困生就有７５００人。当地的贫困生标准是：一年穿不上一件新衣服，半个月吃不上一顿肉，一学年交不上三分之一的学费。
对贫困生来说，一学期２００元左右学杂费，他们可能５年都还不起。在被称为当地“外蒙古”的丰城乡七村，小学老师告诉记者：孩子如果将一根圆珠笔芯当天写完，会被父亲痛骂上一整天。
在２００元左右学杂费中，书费不过约６０元，剩下的约１４０元是各区教办、县教育局各科室收的各种
辅导材料征订费。
在凤林乡小学，校长告诉记者：１６万学杂费，学校只能留两三万办公费，其余都要上交，就这样全县教育负债还有５０００万。
在采访中，老师向记者反映：“今年１月份老师补加的２０％工资至今未发。”
于是，宣汉每年５０５个希望工程的现金捐款，就成了很稀缺的东西，很难被交到学生手中，往往被学校拿来填了旧债。记者还发现，有些希望工程款通过关系给了并不那么贫困的学童。在观山乡中心校，队长的孩子王龙跃以父亲残疾为由申请了希望工程救助，而实际上残疾的是王龙跃的姐姐（聋哑）。村民告诉记者，队长家有彩电，准备盖新房。
据了解，宣汉县是四川省希望工程模范县，多次受到团中央、团省委表彰，近１０年救助学生９８００多人次，是四川省受助学生最多的一个县，但仍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而在宣汉一一查证监督，成本显然太高：半数学校靠无线电通讯，科洋公司与本报先后花了１１天，奔波１０００公里山路，总计花费约１５０００元，仍只能查清一个区的账目，才找到２２个受助孩子。用科洋公司鞠菟的话说：这些钱又可以捐助多少学生啊！
在采访中，至少有四名校领导提出，希望工程的救助过程有较大的漏洞。在１９９６年前希望工程每个受助孩子都有自己的账号，钱到账上，经少先队批准，老师才能取。自从一对一结对子救助方式成了希望工程主要方式，钱由青少年基金会层层下转，就给拖延挪用留下了空间。
三名校长建议，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应直接给孩子立账户，直接将钱打入账中，而取钱必须由班主任和家长同时领取，然后当著家长面交学费，既杜绝中间环节的挪用，又避免穷困的家长将钱用于生活而不是学费。
科洋公司龚文辉去了一趟宣汉，同记者一样，深切感到“当地贫困真是难以想象”，尽管伤心，他仍表示将继续捐助失学儿童，“只是今后不一定通过希望工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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