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昨天上网，在某文学论坛看到一张帖子，《DV与写作的关系》，心中不禁惶恐起来。我大学时读的是中文系，虽然因为考试不及格而没有拿到毕业证，可是文学理论考试每次都及格了。我知道人生与写作、社会与写作、政治与写作甚至性病与写作的关系，然而我却不明白，DV与写作究竟有着什么关系，并且，我甚至不知道DV是个什么玩艺——这说明了我的脑袋僵化，思想落伍，排斥新鲜事物，有着被社会淘汰的可能性。
昨天是我28周岁的生日，我的儿子刚刚三岁，为了不被社会圈子和文学圈子淘汰，为了儿子美好的明天，我决定搞懂这个问题。幸运的是，现在搞DV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小说家在搞，诗人在搞，摇滚歌手在搞，甚至中学生也在搞，一句话，所有怀有严重的社会责任感的人，都在搞DV。三人行必有我师，抱着这个宗旨，我给几个朋友打了电话，他们中不仅有搞DV的，还有当过DV评委的。一问方知，这玩艺很简单，一部V8（情色小说里经常用到的道具），一部电脑，三五个人足够了。而在DV这个名词流行之前，不懂流行时尚的我也曾经搞过类似于DV的东东。
那个时候，我刚刚离开大学，在某地的一家有线电视台呆了半年。有线电视，除了放电视剧，就是放MTV，编制好节目段和插播广告的时间表外，基本上无事可干。为了锻炼业务，在领导的鼓励下，我扛着摄像机，一天到晚在大街上溜达，拍美女的面孔和裙子，然后回到台里，在编辑机上剪辑一番，自己欣赏的同时顺便邀请男女同事就美女们的服装和身材评论一番。那个时候，我深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前卫电影的影响，镜头恍恍惚惚，色调灰暗甚至黑暗，仿佛喝醉了酒一般，导致美女严重扭曲，引起同事们的严正抗议，不仅抗议我糟踏了艺术以及美女，而且抗议我糟踏了国有资产——录像带。以现在的标准来看，我的短暂的DV生涯可谓物质条件丰厚，不符合现在的DV们来自民间、倾听底层呼声的传统以及理想。然而问题在于，我的DV拍的是美女，虽然画面惨一点，还是有着身材在，有同事在看；而现在的DV，除了所谓的“新新人类”以及外国的电影节评委们，又有多少人看？
在DV之前，中国最流行的前卫艺术大概要数先锋戏剧了，一部《切·格瓦拉》红遍了中国所有报纸的娱乐版。我没有机会看戏剧，在流行的鼓动之下，还是压抑不住一颗骚动的心，看完剧本之后又托朋友从香港带来了一本格瓦拉自己写的书。这个剧本和这本书可以说是我的成长之路的分水岭，从此之后，谁跟我谈先锋戏剧我跟谁急，谁跟我谈革命我跟谁急——我不是愤青，不是文青，不是革青，更不是嚼情。不仅先锋戏剧和革命，连带着摇滚乐也跟着《切·格瓦拉》遭了殃——谁跟我谈摇滚我同样跟谁急。因为都是所谓的先锋与前卫。在戏剧舞台出动摇滚乐队，强强联手，《切·格瓦拉》不是第一个，7年前的《浮士德》里，鲍家街XX号就开始又蹦又跳了。摇滚和我的渊源，自然要比先锋戏剧和革命深了许多。我周围的朋友，鲜有不喜欢摇滚的，谈起国内国外的乐队，如数家珍，眉飞色舞——前提条件是我不在场。我最初的摇滚启蒙，不是从朋友们那里舶来的洋名词，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摇滚歌手崔健。那个时候我还在上中学，崔健也还年轻，没出磁带没成教父。那时，我热衷于学习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除了读书和练字，就是跟一个朋友学下围棋。朋友比我年长四岁，刚刚考上大学，正处于青春期的末尾，看什么都新鲜，自然包括了刚刚兴起的土产摇滚和崔健。
我一边学围棋，一边听朋友的唠叨和录音机里放出来的《一无所有》，一心三用，最终的结局便是，我的围棋水平一日千里地下降，而我对崔健的盲目崇拜也一日千里地上升。
那个时候，学校里最风光的同学不是我，而是一个身高体重和我差不多的男生，不会下围棋，不知道崔健，但是吹得一手好笛子和口琴。
在他面前我很自卑，因为他能在女生面前吹笛子，而崔健那时候不流行，唱出来也没人知道。
让我欣慰的是，他的女朋友不如我的女朋友漂亮，因为我的女朋友喜欢的不是笛子而是吉他，还因为我和校长吵架时的神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酷毙了”。维护自己早恋的权利而和校长吵架的动力，完全来自于崔健的启蒙。初恋结束的时候，崔健已经大面积地流行，我身边的人，不论男女不分高矮，都会哼两句《南泥湾》了。
在摇滚之前，影响到我的成长的流行病要数诗歌了。那个时候，当一个诗人是一件多么轻松的事情，当诗人而泡妞，又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眼看着周围的人，不管认识多少字，只要留起长头发，穿着喇叭裤，就算是个结巴，都可以自称诗人，年轻漂亮的姑娘就会自动送上门，刚刚开始青春期的我自然是无限向往之。幸好，当诗人不需要太多的外部条件，一支铅笔一张纸就可以，关键是纸上要写些东西，并且不能让姑娘看懂你写的是什么，只要让她知道，这是汉字这是诗歌就可以了。可是天不遂人愿，命苦不能怨政府，虽然写了许多姑娘不懂我也不懂的汉字，最终还是没能钻进姑娘的怀抱——因为我刚刚发芽，姑娘们需要的却是成熟的猛男。
如果回过头来看，从诗歌而摇滚而戏剧而DV，这些在我的28年的成长中起到作用的“新鲜”事物，这些流行病，抛去它们的那些所谓虚头巴脑的精神，回到物质层面，这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新鲜与流行的价格越来越昂贵了。写诗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玩摇滚需要吉他贝斯鼓，玩先锋戏剧（一般指小剧场话剧）需要找场地码人管盒饭，玩DV就需要购置机器和设备，想玩出名堂来，还要自己申请签证买机票去参加国外的电影展。而这些越来越贵的价码，大概只能够说明一个问题：现在的妞越来越难泡，泡妞所花的成本越来越高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昨天是我28周岁的生日，我的儿子刚刚三岁，为了不被社会圈子和文学圈子淘汰，为了儿子美好的明天，我决定搞懂这个问题。幸运的是，现在搞DV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小说家在搞，诗人在搞，摇滚歌手在搞，甚至中学生也在搞，一句话，所有怀有严重的社会责任感的人，都在搞DV。三人行必有我师，抱着这个宗旨，我给几个朋友打了电话，他们中不仅有搞DV的，还有当过DV评委的。一问方知，这玩艺很简单，一部V8（情色小说里经常用到的道具），一部电脑，三五个人足够了。而在DV这个名词流行之前，不懂流行时尚的我也曾经搞过类似于DV的东东。
那个时候，我刚刚离开大学，在某地的一家有线电视台呆了半年。有线电视，除了放电视剧，就是放MTV，编制好节目段和插播广告的时间表外，基本上无事可干。为了锻炼业务，在领导的鼓励下，我扛着摄像机，一天到晚在大街上溜达，拍美女的面孔和裙子，然后回到台里，在编辑机上剪辑一番，自己欣赏的同时顺便邀请男女同事就美女们的服装和身材评论一番。那个时候，我深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前卫电影的影响，镜头恍恍惚惚，色调灰暗甚至黑暗，仿佛喝醉了酒一般，导致美女严重扭曲，引起同事们的严正抗议，不仅抗议我糟踏了艺术以及美女，而且抗议我糟踏了国有资产——录像带。以现在的标准来看，我的短暂的DV生涯可谓物质条件丰厚，不符合现在的DV们来自民间、倾听底层呼声的传统以及理想。然而问题在于，我的DV拍的是美女，虽然画面惨一点，还是有着身材在，有同事在看；而现在的DV，除了所谓的“新新人类”以及外国的电影节评委们，又有多少人看？
在DV之前，中国最流行的前卫艺术大概要数先锋戏剧了，一部《切·格瓦拉》红遍了中国所有报纸的娱乐版。我没有机会看戏剧，在流行的鼓动之下，还是压抑不住一颗骚动的心，看完剧本之后又托朋友从香港带来了一本格瓦拉自己写的书。这个剧本和这本书可以说是我的成长之路的分水岭，从此之后，谁跟我谈先锋戏剧我跟谁急，谁跟我谈革命我跟谁急——我不是愤青，不是文青，不是革青，更不是嚼情。不仅先锋戏剧和革命，连带着摇滚乐也跟着《切·格瓦拉》遭了殃——谁跟我谈摇滚我同样跟谁急。因为都是所谓的先锋与前卫。在戏剧舞台出动摇滚乐队，强强联手，《切·格瓦拉》不是第一个，7年前的《浮士德》里，鲍家街XX号就开始又蹦又跳了。摇滚和我的渊源，自然要比先锋戏剧和革命深了许多。我周围的朋友，鲜有不喜欢摇滚的，谈起国内国外的乐队，如数家珍，眉飞色舞——前提条件是我不在场。我最初的摇滚启蒙，不是从朋友们那里舶来的洋名词，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摇滚歌手崔健。那个时候我还在上中学，崔健也还年轻，没出磁带没成教父。那时，我热衷于学习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除了读书和练字，就是跟一个朋友学下围棋。朋友比我年长四岁，刚刚考上大学，正处于青春期的末尾，看什么都新鲜，自然包括了刚刚兴起的土产摇滚和崔健。
我一边学围棋，一边听朋友的唠叨和录音机里放出来的《一无所有》，一心三用，最终的结局便是，我的围棋水平一日千里地下降，而我对崔健的盲目崇拜也一日千里地上升。
那个时候，学校里最风光的同学不是我，而是一个身高体重和我差不多的男生，不会下围棋，不知道崔健，但是吹得一手好笛子和口琴。
在他面前我很自卑，因为他能在女生面前吹笛子，而崔健那时候不流行，唱出来也没人知道。
让我欣慰的是，他的女朋友不如我的女朋友漂亮，因为我的女朋友喜欢的不是笛子而是吉他，还因为我和校长吵架时的神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酷毙了”。维护自己早恋的权利而和校长吵架的动力，完全来自于崔健的启蒙。初恋结束的时候，崔健已经大面积地流行，我身边的人，不论男女不分高矮，都会哼两句《南泥湾》了。
在摇滚之前，影响到我的成长的流行病要数诗歌了。那个时候，当一个诗人是一件多么轻松的事情，当诗人而泡妞，又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眼看着周围的人，不管认识多少字，只要留起长头发，穿着喇叭裤，就算是个结巴，都可以自称诗人，年轻漂亮的姑娘就会自动送上门，刚刚开始青春期的我自然是无限向往之。幸好，当诗人不需要太多的外部条件，一支铅笔一张纸就可以，关键是纸上要写些东西，并且不能让姑娘看懂你写的是什么，只要让她知道，这是汉字这是诗歌就可以了。可是天不遂人愿，命苦不能怨政府，虽然写了许多姑娘不懂我也不懂的汉字，最终还是没能钻进姑娘的怀抱——因为我刚刚发芽，姑娘们需要的却是成熟的猛男。
如果回过头来看，从诗歌而摇滚而戏剧而DV，这些在我的28年的成长中起到作用的“新鲜”事物，这些流行病，抛去它们的那些所谓虚头巴脑的精神，回到物质层面，这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新鲜与流行的价格越来越昂贵了。写诗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玩摇滚需要吉他贝斯鼓，玩先锋戏剧（一般指小剧场话剧）需要找场地码人管盒饭，玩DV就需要购置机器和设备，想玩出名堂来，还要自己申请签证买机票去参加国外的电影展。而这些越来越贵的价码，大概只能够说明一个问题：现在的妞越来越难泡，泡妞所花的成本越来越高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