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高二文理要分班时我报的文科，听几个学生议论说这一届的文科还不算太差，连孟小雅都报的文科，人家报文科可不是因为啥都考不上，而是人家喜欢文学，要考中文系。
我怎么听这话怎么象说给我听，做一个差生是多么得不容易。
分班时我竟然和孟小雅成了同桌。
很快我发现她在班上有一种莫名的威慑力。
因为她不苟言笑，所有人都不敢开怀大笑，几个人正哈哈大笑，看见她走过来就虎头蛇尾草草笑两声就收场了；因为她憎恨男生，看见男生就厌恶地别过头去，所有女生在和男生说话时都有点躲躲闪闪偷偷摸摸。
对这种威信我一直有点不服气，学习好不呆在理科班，跑文科班充什么大王！号称喜欢文学，她在全年级印发的作文我也看过，不过是典型的方向正确、结构合理、词句优美、踩点得分的应试八股文。
我知道学习好的一般只屑于和学习好的玩，为了避免自讨没趣，我很少和她说话，下课时实在闷得慌了就回过头和几个草鞋朋友聊会儿天。
有一次我和她们聊起了余光中的《朋友四型》，说朋友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低级而无趣，这样的朋友大抵不用交；一种是低级而有趣，虽然层次不高，但人物轶事江湖野史没有他不知道的，一块儿吹吹牛感觉还是不错的；一种是高级而无趣，儒雅博学，阳春白雪，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和这样的朋友交往要谨言慎行，一不小心他就会觉得你是粗鄙的下里巴人；最后一种是高级而有趣，所谓良师益友，但可遇而不可求。
孟小雅在旁边听得很认真，她出其不意地问我：“那你觉得我属于哪一种类型？”
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我。
“高级——”我嗓子有点干。
她还在期盼地看着我。
我咽了口唾沫。
“而有趣。”
她看上去对我的答案很满意，但还是反问了一句：“真的吗？”
我只好反问道：“那你觉得我呢？”
“低级——有时候还有点趣吧！”她边转笔边撇撇嘴说。
有人一捂嘴差点笑出声来。
她的答案实在太出乎我意料，我一下子愣那儿了，半天才红着脸悻悻地说：“是吗？”
接下来一堂课愤怒象一团火在我胸口燃烧，烧得我头晕眼花。
就算礼尚往来也没有这么回答的呀，就因为我学习不好我就低级了，你就可以随便羞辱我了？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理她了。
然而她对我却异乎寻常的热情起来，没事就和我说话，谈人生谈理想。
人给个热脸也不好贴个冷屁股，在我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聊时，我已经忘了自己的誓言。
有一次她甚至规劝我好好学习。
我当时确实有些感动，在大家都巴不得别人学习差些再差些，自己学习好些再好些，有人偷偷撕别人笔记本，有人偷偷藏别人眼镜的时候，这样的规劝听起来确实很温暖，尽管同时我也想到她能这么说也许只是因为我们成绩的悬殊，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
她和我谈的最多的还是她理想的大学，象她这样的好学生理想的当然是北大。
北大谁不想上呀，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把它说出来的。
她说起来北大如同囊中探物的口气让我心酸而嫉妒。
她从来都没有问过我理想的大学是什么。
也幸亏她没有问，不然我还真不好回答。
有一次她问我：“你最希望别人想起来你时，对你怎么评价？”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就问：“你呢？”
她很诚恳地说：“我希望别人说我可爱。”
我差点儿没晕过去。
但人家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说：“你挺可爱的呀！”
“你真的这么认为？” 她惊喜地睁大了眼睛。
她的惊喜让我狠狠地点了点头。
不过也真奇怪，在可爱都快成了骂人话的时候还有人希望别人说她可爱。
你真可爱！别可爱了！
不是说你幼稚就是说你装幼稚。
对于一个有志青年来说，虚度光阴绝不惬意。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有志青年的，但我知道自己没有一天不在惦记着高考，没有一刻不在想着前途，我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每一天。
惶惶归惶惶，我总不能去学习吧？
就拿政治来说，背它的时候我总想以后要忘不了可怎么办，要忘得了又为什么要背？
再拿语文来说，我上面这个句子就是一个典型的改错题，在宾语从句中句子的语气取决于主句，因为主句是陈述句，所以尽管从句是疑问复合从句，最后的标点符号仍应该是句号。
在高考过去很多年后，我还是说一句话先找主谓宾，再找定状补。
“祥林嫂，你又来了。”柳妈不耐烦的看着她的脸，说。“我问你：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
“我么？……”，
“你呀。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不然……。”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
高三一开学我自觉地开始努力学习了。因为这样混下去只能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回家，一个是复读，都不堪设想。
在我把这个决心告诉孟小雅时，她说：“好呀，我帮你。”
她说到做到。问她题，她讲得细致而耐心，问她借笔记，她答应得毫不犹豫。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受到这样的待遇的，特别是有两天她没来上课，我都不知道是怎么两眼一抹黑熬过来的时，我由衷地感到自己是多么得幸运。
但从此她说话我也越发得不敢反驳，她说去上厕所吧，我一道题算到一半也得陪她去，我说去上厕所吧，她就头也不抬闷闷地说：“你没看我正在学习吗？”她做不出来题的时候就变得异常烦躁，摔书摔本子，冲我喊：“你是不是动我东西了？”开始我总被她喊得莫名其妙，时间长了，我发现这时只要适时地扯一点和北大有关的话题，她马上就会安静下来。
日子沉重而粘滞。
我把笔记本上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的日历剪下来，拼成一个完整的贴在文具盒盖里。
黑板上挂着的倒计时牌子翻过一页，我就用钢笔在日历上涂黑一格。
谋杀方格是我一天中最有快感的时刻。
有一次打开文具盒时，我看到了一个叠成心形的小纸条，打开上面写着：你知道有人在注意你吗？我把它原样放好，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觉得写这张纸条的人真可怜，此刻也许他正在某个角落忐忑不安地观察我的反应，如果我张望一下，也许会遇上他或是火辣辣或是慌忙躲闪的眼神，他神秘兮兮的口气似乎拿准了我会大惊失色或是心如撞鹿，可我连猜一下是谁的好奇心都没有。
有时候走在路上也会突然冒出来一个男生：“嗨，你好！我知道你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你，你叫辛未未，对吗？现在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四班的，因为父母工作关系刚从北京转过来……”他一口气说下来，似乎生怕一停下来就没勇气了，我呆愣愣地听完，然后就象自言自语地说：“多可惜呀！北京的分数线那么低。”
替自己惋惜当然也是有的，可我又拿出来初中时的伎俩诱骗自己，把大学设想得无限美好。
这种伎俩当然很拙劣，只要看看我们每天都在勤勤恳恳学什么，是什么人能把它学好进而考上大学，就能想象得出大学是个什么样子了。
但这样想的时候甚至要背着自己。
我告诉自己的是大学里俊男靓女成群，风花雪月无边。到那时，这样的小男生我连看都懒得多看一眼。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不仅适用于对人，而且适用于对己。渐渐地，我真的在憧憬大学了。
有这种想法的一定不止我一个。
在我们学校，几乎所有的女生都是短头发，区别只是不同程度的短而已。但到了高三下学期，她们似乎商量好了一样，不管头发长到多么难以收拾也不再理发，实在不行了，就用皮筋扎一个又短又毛糙的小揪揪，为了不让碎头发掉下来，周围还要横七竖八卡上一大堆小卡子，活脱脱一个鸭屁股。她们行色匆匆，神情严肃，可她们的鸭屁股让我一眼就把她们看穿了。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饭，看到一个窗口围着一群唧唧喳喳的高三女生，每人撅个鸭屁股，笑得我捧个饭盒直不起腰来。
她们让我生动地体会到了诗人写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时的心情。
与此同时，因为宿舍到十点就熄灯，很多同学都开始想办法往校外搬，我也住到了一个拐了一百八十弯儿的亲戚家的厨房里。
亲戚是学校的一个老师，一家三口挤在校园里的单身宿舍楼里，厨房是和另一家公用的，把桌子折叠起来正好在靠窗的位置能放下我一张小床，掀起来被褥还能当书桌用。说是窗户实际上既没有玻璃也没有窗纱，就是一个大洞，因为这栋楼已被判为危楼，所有住户都要在暑假前搬走，所以也没有人再打算修它。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反正现在天也不那么冷了，晚上学习学困了，吹点凉风倒也清醒，和大刑中不时泼泼冷水效果差不多。
得知我就在校园里找了一个地方住，同学们都羡慕得不得了，我自己也很为此得意。
但头一个晚上我就尝到了恐惧的滋味。
这栋楼坐落在校园的围墙边，在楼和围墙之间是齐人高的野草，在围墙外是一条公路，一到十二点，白天不让进城的大货车就从这里排着队呼啸而过。
也就在这时，草丛里传来悉簌的人声。
我住的这间厨房就在二楼，加上没有玻璃，听起来他们就在我的窗台下，我甚至能听到他们的呼吸。
接着是爬墙的声音，重物落地的声音。
我意识到他们是一伙盗贼。
校园里经常发生丢东西的事，晾的衣服忘了收第二天就不见了。大家互相猜测指责，但都没想到是这伙人干的。
整栋楼只有我这一个窗口还亮着灯，灯光把窗户和我的脑袋清晰地投影在他们翻过的围墙上。
我轻轻地关了灯，把我的厨房隐藏在无边的黑暗中。
能暴露我的只有我的心跳了。
我趴在窗沿上看着他们背着麻袋的身影穿过马路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才重新把灯打开。
渐渐的，我掌握了他们的出没规律，在他们要来的日子，我就黑了灯，躺在床上，回想白天学过的东西，等他们走了再把灯打开。
随着文具盒日历上黑格子的增多，我的名次快速上升，我的视力急剧下降。
我从小羡慕戴眼镜的人，我躺着看书，走路看书，坐车看书，课间操广播里喊“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现在开始”，我从来都是糊弄完事儿，但就是不近视。
现在走在路上我对谁都微笑，因为我谁都看不清。
月圆时我看它是一大片，月弯时我看它是一大串。
没有吴刚，没有桂花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问孟小雅题时我换了一种商量的口气，开始她总是对我的见解不屑一顾，在几次被证明我是正确的之后，她越来越不耐烦给我讲题：“你会还问我？”
我搬过来没多久，这两家人就搬走了，本来拥挤的厨房一下子变得过于宽敞。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学习，有人咣咣地敲门，我吓了一大跳，没敢吱声，敲门声就越发得大，后来干脆成了跺门。
门不结实，一跺就哗啦啦乱响，好象要碎了一样。
“谁呀？”我壮着胆问了一句。
“开门！”那人说着又跺了一脚，“有人还不开门，装死呀！”
我开了门。一个满脸不耐烦的男人。
“你谁呀？”在我问他之前，他恶狠狠地问我。
我是谁，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他认识我妈妈，我会说我是辛医生的女儿，如果他认识我的亲戚，我会说我是聂老师的亲戚，如果他是这学校的老师，我会说我是这学校的学生。
可我不知道他是谁。
“你们几个人住这儿呀？”没等我回答他又问。
“就我自己。”我说。
他不相信地走进屋来，扫视了一下。
确实只有一张小床。
“明天搬走！”说着他又踢了一脚地上的脸盆。
“您是——”我壮着胆问了一句。
“房管科的！白天来多少趟都找不着人，再找不着我就让人把这门撬了，把东西都给你扔出去！”
“搬走我住哪儿呀？”我小声说了一句。
他本来已经要走了，听了这话又转过身来，一字一顿地说：“你住哪儿不关我事，我只管这楼要拆。”
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放学，我还在发愁我可搬哪儿去呀。原来宿舍的床位已被一个农村的走读生睡着，为此人家感激不尽，每次从家里带过来苹果都非要塞给我一个，我还能把她赶走？
在食堂门口我看到了妈妈。扛个大行李卷。
前天给她打电话她就说要请长假过来照顾我。我坚持说我自己能行，可她还是来了。
我打了两份饭，边吃边跟她讲昨天的事。
“我有办法，你别管了。”她平静地说。
吃完饭她就给那个亲戚打了个电话要着了房管科那人的住址，又去买了两条烟。
她从容地胸有成竹地做着这一切。
“你可拉倒吧！没用！”我跟她急了。“这房子又不是他要拆！再说，他那话都说了，还能再要你这点儿东西？”
“还不够丢人的！”最后我又补充了一句。
“你就别管了，我丢得起这人。”她的表情好象不愿再多提这件事。
我模糊地记得原来爸爸当院长时，有人往家里送东西妈妈都是坚决不要，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能给你办的事肯定尽力给你办，不能办的你送这些东西也没用。”她的大义凛然常常让提着东西的人尴尬得无地自容。
下晚自习回来，妈妈已经在地铺上睡着了。听见我的声音，她迷迷糊糊地说：“不用搬了。”
“你就睡地上呀？”我心里忽然有说不出的难过。
她说不要紧，我从小就喜欢睡地上。
“蚊子会把你吃了的！”我说。
“没关系，我穿着衣服睡。”
我自始至终也没有说你睡床上，我睡地下吧。
现在我可病不起。
再说说了也白说。
从此我每天放学回来她都做好了味道可口花样翻新的饭菜，可我都是匆忙扒两口就又往教室跑去。
她还给我买了一个小风扇。
可以放在桌子上，也可以挂在蚊帐里，别看它小，一按开关，憋足劲地转，才十五块钱。
妈妈得意地说，她的脸上密布着蚊子咬的红肿的包。
可我常常是坐在那儿挥汗如雨也想不起来开电扇。
和孟小雅彻底闹翻了。
本来是一次普通的吵嘴，现在我们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较真，问题出在她最后一句话上。
“真是养虎为患！”在我已无心恋战时，她冷笑一声，抛出来这么一句话。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接着做题。但越琢磨越不对劲，我怎么就成虎，怎么就被她养，怎么就成患了？但这时再去反驳只能显得我反应慢，我没有吭声，但我想我再也不会理她了。
她也再没有理我。
同桌间不说话很难显得自然，比如没有橡皮就得费劲巴力地向后面同学借，这就让双方当事人都觉得别扭。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谁都没有想着去打破这种别扭。
大概是考前两个星期的一天，妈妈神情诡秘地给我一张纸条，说是她通过那个亲戚打听到了我的考场和座次以及周围坐的是谁，不知道有没有用。
我打开一看，一下子没愣过来神，因为在我旁边就是我的同桌，孟小雅。
现在我的成绩是不错，但和孟小雅比还是差不少。
“如果我们还不说话，就是永远不说话了，未来的日子你会不会感到遗憾？”
写完我又看了一遍，趁早晨教室人还不多把纸条放进了孟小雅的文具盒。
现在班里写毕业留言，互赠照片成风，但那都是差生闲得没事干的，好学生都对这种无聊的游戏嗤之以鼻，没想到这告别的忧伤有时候还可以成为一件实用的迷彩服。
果然孟小雅看完纸条大受感动，她甚至用去了整整一个早读的时间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
她说我一直想和你说话但没有勇气。
她说回顾以往的日子我感到很多地方做的不对，也许是家人的呵护，老师的宠爱，同学的敬而远之娇纵了我的坏脾气。
她说在我的成长中有很多成绩，但没有很多友情，你是唯一一个说我可爱的人，我很珍惜我们的友情，也很珍惜这不多的日子。
她的信让我心里掠过一阵内疚。
无论如何，我们又和好如初了，我们谈人生谈理想谈北大，唯一不同的是较之以往她对我谦和了很多。
那张写着考场座次的纸条我放在文具盒里忘了扔掉，有一天孟小雅借我橡皮时看着了，问我：“这是什么？怎么还有我的名字？”
“座次表。”我含混地说。
“什么座次表？”她追问道。
“高考。”
“你怎么会有这个呢？”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啊——一个亲戚搞到的，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她眼睛逐渐黯淡下去，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犹疑和冷漠。
考试前几天女生中流传着如果那几天不方便，可以提前到医务室开些黄体酮，很灵。
掐指一算，我的应该就在那几天。
黄体酮，好怪的药名，我念叨了好几遍才把它记住，可到了医务室一张嘴还是说成了：“我想开点黄胴体。”
那个医生“噗嗤”一声笑了，我也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脸窘得通红。
笑完之后，她问我：“高三的吧？”
我点了点头。
她似乎早就准备好了一样从柜子里取出一瓶药递给我：“从考前七天到考试结束，一日一片。”
瓶子上赫然写着“避孕药”。
“我没有要避孕药。”我烫手一样把药扔在桌子上。
“不是你要黄体酮吗？黄体酮就是避孕药。”她有点不耐烦地说。
“哦，是吗？那——谢谢大夫！”我支吾着抓起药溜出了医务室。
连嘴都没亲过就吃避孕药，怎么也觉得有点委屈。
可还是吃了。
吃一个药片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缸子水。
七月六号晚上，我按老师教的早早地躺在床上，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件事没做。
我轻手轻脚爬起来，打开文具盒，找出日历，用钢笔认真地把最后一格涂黑。
一阵颤栗的快感滑过心头。
现在所有的方格都是黑的了，象一栋没有灯的废弃的旧楼。
我手指只轻轻地一弹，这张黑色的纸片就从没有玻璃的窗口飞出，隐没在无边的暗夜里。
我突然想到这是我从十二岁就开始翘首以盼的我的十八岁。
七月七号一大早就开始下雨。人们议论说老天爷同情学生，每年这几天都下雨。
头一天考语文。
妈妈知道我写字慢，建议我用圆珠笔，可我坚持用钢笔，因为钢笔写字好看。于是她就把我所有的钢笔都打上水。
老师说了，大夏天的，改卷老师心情烦躁，作文只要你字迹清爽漂亮，老师看着心里高兴，再看你总分总，不跑题，分就低不了。
考试中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作文写到一半时，钢笔不出水了，我就换了一支备用的，没想到备用钢笔因为新打的水，一沾纸就流了一大片。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
看看表，还有四十分钟。
我向老师要了一张新卷子誊写起来。
周围陆续开始有翻卷子检查的声音。
刚把誊写的部分抄完，一个老师走到我旁边，似乎惊讶的“啊”了一声，她好意地提醒到：“还有十五分钟。”
她说完这句话，我的钢笔就写不成字了，象小鸡啄米一样得得点着。卷子被我的手濡湿了一大片。
收卷铃响时，全体同学都在老师的口令下起立，倒扣卷子。
除了我。
老师们并没有喝令我起立，他们开始收卷子，收了一圈，最后一个收我的。
一个老师掰开我死死按着卷子的手，一个老师把卷子抽走了。
这肯定是个噩梦！
这种噩梦我做多了，不是看不清题就是找不着笔，一哭就会醒的。
我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起来。
可并没有醒，却有很多人围上来问长问短。
孟小雅似乎也走上前来拍了两下我的肩膀。
不知哭了多久，围观的人渐渐叹息着散去。
空荡荡的考场里就剩我一个。
打扫卫生的老太太说，回去吧丫头，下午还得考呢！你们家里人还在等你吧！
我突然想起了妈妈，就边擦泪边往外走去。
戒严已经取消，学生和家长也都已散去，雨却还没有停。
远远地我就看见妈妈站在车棚口焦急地朝这边张望。
看见我就举着一把野花冲我摇晃，她知道语文是我的强项。
她摇晃的手渐渐变得犹豫。
她慌张地把花塞进了路边的垃圾筒。
我扑到她怀里，紧紧地抱着她，呼哧呼哧大口大口地喘气，不用眨眼睛，大串泪珠自动地往下滚。
不知道她是对这个只在电影里见过的亲昵动作不太适应，还是被我的眼泪吓傻了，半天才拍了拍我的背。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她有点语无伦次。“跟妈说，啊？出什么事了？”
雨水模糊了我厚厚的镜片，让我看不清我的未来。
我边大口大口喘气，边吞吞吐吐地讲了发生的事情。
我隐隐听见她说：“都怪我，怎么这么笨，钢笔水不能打得太满，打完应该拿纸吸几下，怎么这么大人连这也不知道呢……”
妈妈扶着我回到小厨房。我就一头倒在了床上。
“我不考了！去死吧！”我扯着嗓子喊，一把拉过被子蒙在头上。
我在等着妈妈安慰我，如果她说净说傻话，没关系，下几场就捞回来了，我就喊我没那个命，别指望我。
但没有声音。
许久，我拉开被子，厨房没人。
走廊里传来低声的啜泣。
我轻手轻脚走过去。
是妈妈。她边哭边打自己脸。
我一下子镇静起来。
有时候表现出恐慌只是希望别人理解自己的恐慌，当别人和自己一样陷入恐慌时，你就可以也必须是那个镇静起来直面所有叵测与惊险的人了。
下午我又走进了考场。
妈妈似乎一直在手脚不停地忙碌，也许只有在忙碌中她才感到安全。
半夜里我听到妈妈在轻轻地哼哼，以为她在说梦话，想到明天还要考试，就翻了个身又睡了。
高考进入第二天。
早晨妈妈象往常一样五点钟就起来去排队买鲜奶，但刚把奶放在炉子上，她就仰面倒下了。
我吓了一大跳，赶快过来扶她，一摸她额头，我的天，滚烫！
一个人怎么在高烧39度的情况下五点钟爬起来去排队买牛奶，又为什么能恰好在把牛奶稳稳地放在炉子上后倒下，是我心中多年不散的谜。
我把她扶到床上躺下，喂了她一点水。她清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快走，不要管我！”
这听起来有点耳熟。
“你快走！不要管我！”鲜血从捂在胸口的指缝中汩汩流下。
“不！我要留下来陪你！”眼中满含泪水。
“你快走！我要和他们同归于尽！”敌人的炮火声越来越近，音乐也变得慷慨激昂。“你一定要把情报带给同志们！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恳切悲壮坚毅的目光。
“不，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泣不成声握住对方的手。
……
不同的是，妈妈让我走我就走了。
数学做到最后就剩一道选择题怎么也算不出来，一道选择题三分，谁都知道高考三分能刷下去多少人。
我看了看孟小雅。
她早就做完了，正在检查。
我敲敲桌子，她一抬头我就小声问：“第十三道选择题选几？”
她好象没听到，低下头接着检查。
我急得一头大汗，懵上一个吧又不甘心。
收卷铃响了，老师让起立，我乘乱又问她：“第十三道选择题选几？”
“C。”她没有看我，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个字。
政治最后两道大题一道是党的建设一道是国企改革，和老师押的一模一样，我一看就乐了，同时乐的肯定还有政治老师，估计这一下就能分好几万。
考完最后一门，我既没有想象中的惶惶不安，也没有期待已久的如释重负的狂喜。早就承诺自己考完后可以大睡三天，可躺在床上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说是药一停事儿就来了，可一点没有要来的意思。
妈妈的烧也退了，可她一直在不停地自责，为什么钢笔水打那么满，为什么打完没有拿纸吸一吸，为什么偏偏在这两天莫名其妙地发烧。
考完试也不让回家，在学校等着领标准答案估分报志愿。
因为其他年级都放假了，校园里空荡荡的，晃来晃去的都是高三的学生，见面也是三句话不离高考，有人说一道议论题没看着，有人说一道计算题看错了。我虽然知道很多人这么说只是为了表明自己本来可以考得更好，但听着还是很高兴。最令人兴奋的是据确切消息说，今年的作文立意巧妙，让就一件事发议论，结果很多人选错了议题，今年我们省是试点，凡选错议题的都按跑题算。
看来我不是最倒霉的一个呀！在做出震惊同情的表情时，我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估分那天，教室里一片静悄悄的，人人都神情凝重。
估了好几遍，实在找不着更多的分了，我长叹一声倒在椅背上。
范小雅迅速地捂住了她的卷子。
我的疑心一下子就起来了。
她告诉我的那道题是错的。
趁她上厕所，我把她一堆卷子翻出来，找到数学选择题十三题。
A。
和标准答案一样。
我又看了一下，没错，确实是十三题。
接下来是报志愿。
我和妈妈产生了很大意见分歧。
她让我报的都是些看一眼校名就不一百个不想去的学校，可她一遍遍告诉我要现实些，再现实些。最后斗争的结果是第一志愿报一个我顺眼的学校，第二志愿报一个极差的学校。
老师已经反复讲解过了，第一批招生能招满的学校绝对不会要第二志愿的学生，如果第二志愿和第一志愿没有大的落差就是白报，每年多少高分学生都是这样落榜的。
我的第一志愿是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听着就让人神往。
范小雅只填了第一志愿，北大。为此班主任找她谈了好几次话，最后把她家长都找过来了。
报完志愿心里好象越发空落落的，正好几个女生在楼下喊我去逛街，我就跟她们走了。
走在大街上，我们看什么都新奇，有一个模特戴着又大又厚的胸罩，我刚伸手摸一下，她们就一起大笑起来。
老板娘狠狠地瞪我们一眼。
一个照相馆号称是本城选美大赛指定拍摄单位，门口挂着放大的四个当选美女的玉照，个个粉面桃颊，顾盼流情，每张照片上都有题字，分别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我们几个穿着肥大的校服、戴着厚厚的大眼镜一字排开站在那儿，一言不发。
“这就是美女啦？”一个人率先嘀咕了一句。
“就是，这也叫美女，显得咱这儿水平太凹了吧！”我随声附和。
“还自比四大美女呢，四大傻女还差不多！”
我们放肆地大笑起来。
哈哈大笑着我突然就害怕起来，现在能给我们撑腰壮胆的只有志愿表上那些遥远的校名了，如果上帝碰巧这时想跟我们开个小玩笑，我想我肯定玩不起。
伟大的教育学家孔子曰：七月考小子，八月考老子，九月考票子。
现在是八月，几乎所有的学生家长都在神色诡秘各显神通地四处活动，尤其是省城的学生，有的说省教委某某是他七姑，有的说某高校招生办主任是他八姨，他们的得意比考得好的学生更胜一筹，看得多了，很难保持心平气和，尤其当听说哪怕招生已经结束也可以把名字换掉时，我仿佛看到一个人正提着笔在“辛未未”三个字上打转转。
回到厨房妈妈还在淘米做饭。
“别做了！”我闷闷地说。
“不做吃什么？”妈妈愣在那儿。
“不吃也饿不死！人家家长都在跑，你也去跑呀！”
“我往那儿跑呀，我谁也不认识。”她怔怔地说。
“你不是有个同学在省卫生局当局长吗，你去找他，他说不定有路子，就让他领个路，告诉咱们把东西送给谁就行。咱也不求人家照顾，就别受欺负就行。”
“我和他上学时就没说过几句话，毕业了更没联系过，我去找他他能认识我吗？再说他是卫生局的他也不能认识教委的人呀！”妈妈也越说越激动，半天一屁股在床上坐下来，唉声叹气。
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咕噜噜冒着白烟，但没有人下米。
那天我正躺在厨房的床上午睡，有人在楼下喊我名字，我跑到走廊上一看是班里一个女生，她喊：“你考上外国语学院了！”
“别开这种玩笑！”我强做镇静。
“真的！法语系！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爸领我去的！……”
她的话还没说完，我就冲进了厨房，把正在睡觉的妈妈一把拽起来：“我考上了妈！妈我考上了！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妈妈开始呵呵地笑，眼泪也跟着流下来，她紧紧地抱住我，又嫌不够，使劲搓我满是泪水的脸，边搓边狠狠地亲着。
在我的记忆里，妈妈从来没亲过我，每次她一喊我臭臭我就知道她是又喜欢我了。
笑完了亲完了，她好象又不相信地问：“怎么知道的？消息确切吗？”
我这才想起来我的同学。
她已经呼哧呼哧爬上楼了：“你真行，刚告诉你就把我扔一边了！你打算怎么谢我？”
妈妈爬了起来，手忙脚乱地满厨房找吃的，洗了个大西红柿递给她：“这儿也没啥东西，先吃个西红柿吧！”
我的同学也不客气，一把抓过来，啃了起来。
我突然想起来还没问她考到哪儿了。
“我上省财院学会计，没你那么好，不过我挺满意的，我爸说将来找工作不愁。”她咬了一大口西红柿。“最倒霉的是你同桌，作文跑题，才得了五分！”
“啊——”我张大了嘴。
“她真该感谢她妈，偷偷给她在第二志愿填了个政法大学，不然这下子就没学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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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听这话怎么象说给我听，做一个差生是多么得不容易。
分班时我竟然和孟小雅成了同桌。
很快我发现她在班上有一种莫名的威慑力。
因为她不苟言笑，所有人都不敢开怀大笑，几个人正哈哈大笑，看见她走过来就虎头蛇尾草草笑两声就收场了；因为她憎恨男生，看见男生就厌恶地别过头去，所有女生在和男生说话时都有点躲躲闪闪偷偷摸摸。
对这种威信我一直有点不服气，学习好不呆在理科班，跑文科班充什么大王！号称喜欢文学，她在全年级印发的作文我也看过，不过是典型的方向正确、结构合理、词句优美、踩点得分的应试八股文。
我知道学习好的一般只屑于和学习好的玩，为了避免自讨没趣，我很少和她说话，下课时实在闷得慌了就回过头和几个草鞋朋友聊会儿天。
有一次我和她们聊起了余光中的《朋友四型》，说朋友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低级而无趣，这样的朋友大抵不用交；一种是低级而有趣，虽然层次不高，但人物轶事江湖野史没有他不知道的，一块儿吹吹牛感觉还是不错的；一种是高级而无趣，儒雅博学，阳春白雪，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但和这样的朋友交往要谨言慎行，一不小心他就会觉得你是粗鄙的下里巴人；最后一种是高级而有趣，所谓良师益友，但可遇而不可求。
孟小雅在旁边听得很认真，她出其不意地问我：“那你觉得我属于哪一种类型？”
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我。
“高级——”我嗓子有点干。
她还在期盼地看着我。
我咽了口唾沫。
“而有趣。”
她看上去对我的答案很满意，但还是反问了一句：“真的吗？”
我只好反问道：“那你觉得我呢？”
“低级——有时候还有点趣吧！”她边转笔边撇撇嘴说。
有人一捂嘴差点笑出声来。
她的答案实在太出乎我意料，我一下子愣那儿了，半天才红着脸悻悻地说：“是吗？”
接下来一堂课愤怒象一团火在我胸口燃烧，烧得我头晕眼花。
就算礼尚往来也没有这么回答的呀，就因为我学习不好我就低级了，你就可以随便羞辱我了？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理她了。
然而她对我却异乎寻常的热情起来，没事就和我说话，谈人生谈理想。
人给个热脸也不好贴个冷屁股，在我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聊时，我已经忘了自己的誓言。
有一次她甚至规劝我好好学习。
我当时确实有些感动，在大家都巴不得别人学习差些再差些，自己学习好些再好些，有人偷偷撕别人笔记本，有人偷偷藏别人眼镜的时候，这样的规劝听起来确实很温暖，尽管同时我也想到她能这么说也许只是因为我们成绩的悬殊，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
她和我谈的最多的还是她理想的大学，象她这样的好学生理想的当然是北大。
北大谁不想上呀，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把它说出来的。
她说起来北大如同囊中探物的口气让我心酸而嫉妒。
她从来都没有问过我理想的大学是什么。
也幸亏她没有问，不然我还真不好回答。
有一次她问我：“你最希望别人想起来你时，对你怎么评价？”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就问：“你呢？”
她很诚恳地说：“我希望别人说我可爱。”
我差点儿没晕过去。
但人家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说：“你挺可爱的呀！”
“你真的这么认为？” 她惊喜地睁大了眼睛。
她的惊喜让我狠狠地点了点头。
不过也真奇怪，在可爱都快成了骂人话的时候还有人希望别人说她可爱。
你真可爱！别可爱了！
不是说你幼稚就是说你装幼稚。
对于一个有志青年来说，虚度光阴绝不惬意。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有志青年的，但我知道自己没有一天不在惦记着高考，没有一刻不在想着前途，我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每一天。
惶惶归惶惶，我总不能去学习吧？
就拿政治来说，背它的时候我总想以后要忘不了可怎么办，要忘得了又为什么要背？
再拿语文来说，我上面这个句子就是一个典型的改错题，在宾语从句中句子的语气取决于主句，因为主句是陈述句，所以尽管从句是疑问复合从句，最后的标点符号仍应该是句号。
在高考过去很多年后，我还是说一句话先找主谓宾，再找定状补。
“祥林嫂，你又来了。”柳妈不耐烦的看着她的脸，说。“我问你：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
“我么？……”，
“你呀。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不然……。”
“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
高三一开学我自觉地开始努力学习了。因为这样混下去只能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回家，一个是复读，都不堪设想。
在我把这个决心告诉孟小雅时，她说：“好呀，我帮你。”
她说到做到。问她题，她讲得细致而耐心，问她借笔记，她答应得毫不犹豫。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受到这样的待遇的，特别是有两天她没来上课，我都不知道是怎么两眼一抹黑熬过来的时，我由衷地感到自己是多么得幸运。
但从此她说话我也越发得不敢反驳，她说去上厕所吧，我一道题算到一半也得陪她去，我说去上厕所吧，她就头也不抬闷闷地说：“你没看我正在学习吗？”她做不出来题的时候就变得异常烦躁，摔书摔本子，冲我喊：“你是不是动我东西了？”开始我总被她喊得莫名其妙，时间长了，我发现这时只要适时地扯一点和北大有关的话题，她马上就会安静下来。
日子沉重而粘滞。
我把笔记本上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的日历剪下来，拼成一个完整的贴在文具盒盖里。
黑板上挂着的倒计时牌子翻过一页，我就用钢笔在日历上涂黑一格。
谋杀方格是我一天中最有快感的时刻。
有一次打开文具盒时，我看到了一个叠成心形的小纸条，打开上面写着：你知道有人在注意你吗？我把它原样放好，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觉得写这张纸条的人真可怜，此刻也许他正在某个角落忐忑不安地观察我的反应，如果我张望一下，也许会遇上他或是火辣辣或是慌忙躲闪的眼神，他神秘兮兮的口气似乎拿准了我会大惊失色或是心如撞鹿，可我连猜一下是谁的好奇心都没有。
有时候走在路上也会突然冒出来一个男生：“嗨，你好！我知道你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你，你叫辛未未，对吗？现在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四班的，因为父母工作关系刚从北京转过来……”他一口气说下来，似乎生怕一停下来就没勇气了，我呆愣愣地听完，然后就象自言自语地说：“多可惜呀！北京的分数线那么低。”
替自己惋惜当然也是有的，可我又拿出来初中时的伎俩诱骗自己，把大学设想得无限美好。
这种伎俩当然很拙劣，只要看看我们每天都在勤勤恳恳学什么，是什么人能把它学好进而考上大学，就能想象得出大学是个什么样子了。
但这样想的时候甚至要背着自己。
我告诉自己的是大学里俊男靓女成群，风花雪月无边。到那时，这样的小男生我连看都懒得多看一眼。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不仅适用于对人，而且适用于对己。渐渐地，我真的在憧憬大学了。
有这种想法的一定不止我一个。
在我们学校，几乎所有的女生都是短头发，区别只是不同程度的短而已。但到了高三下学期，她们似乎商量好了一样，不管头发长到多么难以收拾也不再理发，实在不行了，就用皮筋扎一个又短又毛糙的小揪揪，为了不让碎头发掉下来，周围还要横七竖八卡上一大堆小卡子，活脱脱一个鸭屁股。她们行色匆匆，神情严肃，可她们的鸭屁股让我一眼就把她们看穿了。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饭，看到一个窗口围着一群唧唧喳喳的高三女生，每人撅个鸭屁股，笑得我捧个饭盒直不起腰来。
她们让我生动地体会到了诗人写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时的心情。
与此同时，因为宿舍到十点就熄灯，很多同学都开始想办法往校外搬，我也住到了一个拐了一百八十弯儿的亲戚家的厨房里。
亲戚是学校的一个老师，一家三口挤在校园里的单身宿舍楼里，厨房是和另一家公用的，把桌子折叠起来正好在靠窗的位置能放下我一张小床，掀起来被褥还能当书桌用。说是窗户实际上既没有玻璃也没有窗纱，就是一个大洞，因为这栋楼已被判为危楼，所有住户都要在暑假前搬走，所以也没有人再打算修它。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反正现在天也不那么冷了，晚上学习学困了，吹点凉风倒也清醒，和大刑中不时泼泼冷水效果差不多。
得知我就在校园里找了一个地方住，同学们都羡慕得不得了，我自己也很为此得意。
但头一个晚上我就尝到了恐惧的滋味。
这栋楼坐落在校园的围墙边，在楼和围墙之间是齐人高的野草，在围墙外是一条公路，一到十二点，白天不让进城的大货车就从这里排着队呼啸而过。
也就在这时，草丛里传来悉簌的人声。
我住的这间厨房就在二楼，加上没有玻璃，听起来他们就在我的窗台下，我甚至能听到他们的呼吸。
接着是爬墙的声音，重物落地的声音。
我意识到他们是一伙盗贼。
校园里经常发生丢东西的事，晾的衣服忘了收第二天就不见了。大家互相猜测指责，但都没想到是这伙人干的。
整栋楼只有我这一个窗口还亮着灯，灯光把窗户和我的脑袋清晰地投影在他们翻过的围墙上。
我轻轻地关了灯，把我的厨房隐藏在无边的黑暗中。
能暴露我的只有我的心跳了。
我趴在窗沿上看着他们背着麻袋的身影穿过马路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才重新把灯打开。
渐渐的，我掌握了他们的出没规律，在他们要来的日子，我就黑了灯，躺在床上，回想白天学过的东西，等他们走了再把灯打开。
随着文具盒日历上黑格子的增多，我的名次快速上升，我的视力急剧下降。
我从小羡慕戴眼镜的人，我躺着看书，走路看书，坐车看书，课间操广播里喊“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现在开始”，我从来都是糊弄完事儿，但就是不近视。
现在走在路上我对谁都微笑，因为我谁都看不清。
月圆时我看它是一大片，月弯时我看它是一大串。
没有吴刚，没有桂花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问孟小雅题时我换了一种商量的口气，开始她总是对我的见解不屑一顾，在几次被证明我是正确的之后，她越来越不耐烦给我讲题：“你会还问我？”
我搬过来没多久，这两家人就搬走了，本来拥挤的厨房一下子变得过于宽敞。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学习，有人咣咣地敲门，我吓了一大跳，没敢吱声，敲门声就越发得大，后来干脆成了跺门。
门不结实，一跺就哗啦啦乱响，好象要碎了一样。
“谁呀？”我壮着胆问了一句。
“开门！”那人说着又跺了一脚，“有人还不开门，装死呀！”
我开了门。一个满脸不耐烦的男人。
“你谁呀？”在我问他之前，他恶狠狠地问我。
我是谁，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他认识我妈妈，我会说我是辛医生的女儿，如果他认识我的亲戚，我会说我是聂老师的亲戚，如果他是这学校的老师，我会说我是这学校的学生。
可我不知道他是谁。
“你们几个人住这儿呀？”没等我回答他又问。
“就我自己。”我说。
他不相信地走进屋来，扫视了一下。
确实只有一张小床。
“明天搬走！”说着他又踢了一脚地上的脸盆。
“您是——”我壮着胆问了一句。
“房管科的！白天来多少趟都找不着人，再找不着我就让人把这门撬了，把东西都给你扔出去！”
“搬走我住哪儿呀？”我小声说了一句。
他本来已经要走了，听了这话又转过身来，一字一顿地说：“你住哪儿不关我事，我只管这楼要拆。”
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放学，我还在发愁我可搬哪儿去呀。原来宿舍的床位已被一个农村的走读生睡着，为此人家感激不尽，每次从家里带过来苹果都非要塞给我一个，我还能把她赶走？
在食堂门口我看到了妈妈。扛个大行李卷。
前天给她打电话她就说要请长假过来照顾我。我坚持说我自己能行，可她还是来了。
我打了两份饭，边吃边跟她讲昨天的事。
“我有办法，你别管了。”她平静地说。
吃完饭她就给那个亲戚打了个电话要着了房管科那人的住址，又去买了两条烟。
她从容地胸有成竹地做着这一切。
“你可拉倒吧！没用！”我跟她急了。“这房子又不是他要拆！再说，他那话都说了，还能再要你这点儿东西？”
“还不够丢人的！”最后我又补充了一句。
“你就别管了，我丢得起这人。”她的表情好象不愿再多提这件事。
我模糊地记得原来爸爸当院长时，有人往家里送东西妈妈都是坚决不要，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能给你办的事肯定尽力给你办，不能办的你送这些东西也没用。”她的大义凛然常常让提着东西的人尴尬得无地自容。
下晚自习回来，妈妈已经在地铺上睡着了。听见我的声音，她迷迷糊糊地说：“不用搬了。”
“你就睡地上呀？”我心里忽然有说不出的难过。
她说不要紧，我从小就喜欢睡地上。
“蚊子会把你吃了的！”我说。
“没关系，我穿着衣服睡。”
我自始至终也没有说你睡床上，我睡地下吧。
现在我可病不起。
再说说了也白说。
从此我每天放学回来她都做好了味道可口花样翻新的饭菜，可我都是匆忙扒两口就又往教室跑去。
她还给我买了一个小风扇。
可以放在桌子上，也可以挂在蚊帐里，别看它小，一按开关，憋足劲地转，才十五块钱。
妈妈得意地说，她的脸上密布着蚊子咬的红肿的包。
可我常常是坐在那儿挥汗如雨也想不起来开电扇。
和孟小雅彻底闹翻了。
本来是一次普通的吵嘴，现在我们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较真，问题出在她最后一句话上。
“真是养虎为患！”在我已无心恋战时，她冷笑一声，抛出来这么一句话。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接着做题。但越琢磨越不对劲，我怎么就成虎，怎么就被她养，怎么就成患了？但这时再去反驳只能显得我反应慢，我没有吭声，但我想我再也不会理她了。
她也再没有理我。
同桌间不说话很难显得自然，比如没有橡皮就得费劲巴力地向后面同学借，这就让双方当事人都觉得别扭。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谁都没有想着去打破这种别扭。
大概是考前两个星期的一天，妈妈神情诡秘地给我一张纸条，说是她通过那个亲戚打听到了我的考场和座次以及周围坐的是谁，不知道有没有用。
我打开一看，一下子没愣过来神，因为在我旁边就是我的同桌，孟小雅。
现在我的成绩是不错，但和孟小雅比还是差不少。
“如果我们还不说话，就是永远不说话了，未来的日子你会不会感到遗憾？”
写完我又看了一遍，趁早晨教室人还不多把纸条放进了孟小雅的文具盒。
现在班里写毕业留言，互赠照片成风，但那都是差生闲得没事干的，好学生都对这种无聊的游戏嗤之以鼻，没想到这告别的忧伤有时候还可以成为一件实用的迷彩服。
果然孟小雅看完纸条大受感动，她甚至用去了整整一个早读的时间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
她说我一直想和你说话但没有勇气。
她说回顾以往的日子我感到很多地方做的不对，也许是家人的呵护，老师的宠爱，同学的敬而远之娇纵了我的坏脾气。
她说在我的成长中有很多成绩，但没有很多友情，你是唯一一个说我可爱的人，我很珍惜我们的友情，也很珍惜这不多的日子。
她的信让我心里掠过一阵内疚。
无论如何，我们又和好如初了，我们谈人生谈理想谈北大，唯一不同的是较之以往她对我谦和了很多。
那张写着考场座次的纸条我放在文具盒里忘了扔掉，有一天孟小雅借我橡皮时看着了，问我：“这是什么？怎么还有我的名字？”
“座次表。”我含混地说。
“什么座次表？”她追问道。
“高考。”
“你怎么会有这个呢？”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啊——一个亲戚搞到的，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她眼睛逐渐黯淡下去，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犹疑和冷漠。
考试前几天女生中流传着如果那几天不方便，可以提前到医务室开些黄体酮，很灵。
掐指一算，我的应该就在那几天。
黄体酮，好怪的药名，我念叨了好几遍才把它记住，可到了医务室一张嘴还是说成了：“我想开点黄胴体。”
那个医生“噗嗤”一声笑了，我也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脸窘得通红。
笑完之后，她问我：“高三的吧？”
我点了点头。
她似乎早就准备好了一样从柜子里取出一瓶药递给我：“从考前七天到考试结束，一日一片。”
瓶子上赫然写着“避孕药”。
“我没有要避孕药。”我烫手一样把药扔在桌子上。
“不是你要黄体酮吗？黄体酮就是避孕药。”她有点不耐烦地说。
“哦，是吗？那——谢谢大夫！”我支吾着抓起药溜出了医务室。
连嘴都没亲过就吃避孕药，怎么也觉得有点委屈。
可还是吃了。
吃一个药片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缸子水。
七月六号晚上，我按老师教的早早地躺在床上，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件事没做。
我轻手轻脚爬起来，打开文具盒，找出日历，用钢笔认真地把最后一格涂黑。
一阵颤栗的快感滑过心头。
现在所有的方格都是黑的了，象一栋没有灯的废弃的旧楼。
我手指只轻轻地一弹，这张黑色的纸片就从没有玻璃的窗口飞出，隐没在无边的暗夜里。
我突然想到这是我从十二岁就开始翘首以盼的我的十八岁。
七月七号一大早就开始下雨。人们议论说老天爷同情学生，每年这几天都下雨。
头一天考语文。
妈妈知道我写字慢，建议我用圆珠笔，可我坚持用钢笔，因为钢笔写字好看。于是她就把我所有的钢笔都打上水。
老师说了，大夏天的，改卷老师心情烦躁，作文只要你字迹清爽漂亮，老师看着心里高兴，再看你总分总，不跑题，分就低不了。
考试中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作文写到一半时，钢笔不出水了，我就换了一支备用的，没想到备用钢笔因为新打的水，一沾纸就流了一大片。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
看看表，还有四十分钟。
我向老师要了一张新卷子誊写起来。
周围陆续开始有翻卷子检查的声音。
刚把誊写的部分抄完，一个老师走到我旁边，似乎惊讶的“啊”了一声，她好意地提醒到：“还有十五分钟。”
她说完这句话，我的钢笔就写不成字了，象小鸡啄米一样得得点着。卷子被我的手濡湿了一大片。
收卷铃响时，全体同学都在老师的口令下起立，倒扣卷子。
除了我。
老师们并没有喝令我起立，他们开始收卷子，收了一圈，最后一个收我的。
一个老师掰开我死死按着卷子的手，一个老师把卷子抽走了。
这肯定是个噩梦！
这种噩梦我做多了，不是看不清题就是找不着笔，一哭就会醒的。
我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起来。
可并没有醒，却有很多人围上来问长问短。
孟小雅似乎也走上前来拍了两下我的肩膀。
不知哭了多久，围观的人渐渐叹息着散去。
空荡荡的考场里就剩我一个。
打扫卫生的老太太说，回去吧丫头，下午还得考呢！你们家里人还在等你吧！
我突然想起了妈妈，就边擦泪边往外走去。
戒严已经取消，学生和家长也都已散去，雨却还没有停。
远远地我就看见妈妈站在车棚口焦急地朝这边张望。
看见我就举着一把野花冲我摇晃，她知道语文是我的强项。
她摇晃的手渐渐变得犹豫。
她慌张地把花塞进了路边的垃圾筒。
我扑到她怀里，紧紧地抱着她，呼哧呼哧大口大口地喘气，不用眨眼睛，大串泪珠自动地往下滚。
不知道她是对这个只在电影里见过的亲昵动作不太适应，还是被我的眼泪吓傻了，半天才拍了拍我的背。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她有点语无伦次。“跟妈说，啊？出什么事了？”
雨水模糊了我厚厚的镜片，让我看不清我的未来。
我边大口大口喘气，边吞吞吐吐地讲了发生的事情。
我隐隐听见她说：“都怪我，怎么这么笨，钢笔水不能打得太满，打完应该拿纸吸几下，怎么这么大人连这也不知道呢……”
妈妈扶着我回到小厨房。我就一头倒在了床上。
“我不考了！去死吧！”我扯着嗓子喊，一把拉过被子蒙在头上。
我在等着妈妈安慰我，如果她说净说傻话，没关系，下几场就捞回来了，我就喊我没那个命，别指望我。
但没有声音。
许久，我拉开被子，厨房没人。
走廊里传来低声的啜泣。
我轻手轻脚走过去。
是妈妈。她边哭边打自己脸。
我一下子镇静起来。
有时候表现出恐慌只是希望别人理解自己的恐慌，当别人和自己一样陷入恐慌时，你就可以也必须是那个镇静起来直面所有叵测与惊险的人了。
下午我又走进了考场。
妈妈似乎一直在手脚不停地忙碌，也许只有在忙碌中她才感到安全。
半夜里我听到妈妈在轻轻地哼哼，以为她在说梦话，想到明天还要考试，就翻了个身又睡了。
高考进入第二天。
早晨妈妈象往常一样五点钟就起来去排队买鲜奶，但刚把奶放在炉子上，她就仰面倒下了。
我吓了一大跳，赶快过来扶她，一摸她额头，我的天，滚烫！
一个人怎么在高烧39度的情况下五点钟爬起来去排队买牛奶，又为什么能恰好在把牛奶稳稳地放在炉子上后倒下，是我心中多年不散的谜。
我把她扶到床上躺下，喂了她一点水。她清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快走，不要管我！”
这听起来有点耳熟。
“你快走！不要管我！”鲜血从捂在胸口的指缝中汩汩流下。
“不！我要留下来陪你！”眼中满含泪水。
“你快走！我要和他们同归于尽！”敌人的炮火声越来越近，音乐也变得慷慨激昂。“你一定要把情报带给同志们！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恳切悲壮坚毅的目光。
“不，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泣不成声握住对方的手。
……
不同的是，妈妈让我走我就走了。
数学做到最后就剩一道选择题怎么也算不出来，一道选择题三分，谁都知道高考三分能刷下去多少人。
我看了看孟小雅。
她早就做完了，正在检查。
我敲敲桌子，她一抬头我就小声问：“第十三道选择题选几？”
她好象没听到，低下头接着检查。
我急得一头大汗，懵上一个吧又不甘心。
收卷铃响了，老师让起立，我乘乱又问她：“第十三道选择题选几？”
“C。”她没有看我，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个字。
政治最后两道大题一道是党的建设一道是国企改革，和老师押的一模一样，我一看就乐了，同时乐的肯定还有政治老师，估计这一下就能分好几万。
考完最后一门，我既没有想象中的惶惶不安，也没有期待已久的如释重负的狂喜。早就承诺自己考完后可以大睡三天，可躺在床上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说是药一停事儿就来了，可一点没有要来的意思。
妈妈的烧也退了，可她一直在不停地自责，为什么钢笔水打那么满，为什么打完没有拿纸吸一吸，为什么偏偏在这两天莫名其妙地发烧。
考完试也不让回家，在学校等着领标准答案估分报志愿。
因为其他年级都放假了，校园里空荡荡的，晃来晃去的都是高三的学生，见面也是三句话不离高考，有人说一道议论题没看着，有人说一道计算题看错了。我虽然知道很多人这么说只是为了表明自己本来可以考得更好，但听着还是很高兴。最令人兴奋的是据确切消息说，今年的作文立意巧妙，让就一件事发议论，结果很多人选错了议题，今年我们省是试点，凡选错议题的都按跑题算。
看来我不是最倒霉的一个呀！在做出震惊同情的表情时，我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估分那天，教室里一片静悄悄的，人人都神情凝重。
估了好几遍，实在找不着更多的分了，我长叹一声倒在椅背上。
范小雅迅速地捂住了她的卷子。
我的疑心一下子就起来了。
她告诉我的那道题是错的。
趁她上厕所，我把她一堆卷子翻出来，找到数学选择题十三题。
A。
和标准答案一样。
我又看了一下，没错，确实是十三题。
接下来是报志愿。
我和妈妈产生了很大意见分歧。
她让我报的都是些看一眼校名就不一百个不想去的学校，可她一遍遍告诉我要现实些，再现实些。最后斗争的结果是第一志愿报一个我顺眼的学校，第二志愿报一个极差的学校。
老师已经反复讲解过了，第一批招生能招满的学校绝对不会要第二志愿的学生，如果第二志愿和第一志愿没有大的落差就是白报，每年多少高分学生都是这样落榜的。
我的第一志愿是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听着就让人神往。
范小雅只填了第一志愿，北大。为此班主任找她谈了好几次话，最后把她家长都找过来了。
报完志愿心里好象越发空落落的，正好几个女生在楼下喊我去逛街，我就跟她们走了。
走在大街上，我们看什么都新奇，有一个模特戴着又大又厚的胸罩，我刚伸手摸一下，她们就一起大笑起来。
老板娘狠狠地瞪我们一眼。
一个照相馆号称是本城选美大赛指定拍摄单位，门口挂着放大的四个当选美女的玉照，个个粉面桃颊，顾盼流情，每张照片上都有题字，分别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我们几个穿着肥大的校服、戴着厚厚的大眼镜一字排开站在那儿，一言不发。
“这就是美女啦？”一个人率先嘀咕了一句。
“就是，这也叫美女，显得咱这儿水平太凹了吧！”我随声附和。
“还自比四大美女呢，四大傻女还差不多！”
我们放肆地大笑起来。
哈哈大笑着我突然就害怕起来，现在能给我们撑腰壮胆的只有志愿表上那些遥远的校名了，如果上帝碰巧这时想跟我们开个小玩笑，我想我肯定玩不起。
伟大的教育学家孔子曰：七月考小子，八月考老子，九月考票子。
现在是八月，几乎所有的学生家长都在神色诡秘各显神通地四处活动，尤其是省城的学生，有的说省教委某某是他七姑，有的说某高校招生办主任是他八姨，他们的得意比考得好的学生更胜一筹，看得多了，很难保持心平气和，尤其当听说哪怕招生已经结束也可以把名字换掉时，我仿佛看到一个人正提着笔在“辛未未”三个字上打转转。
回到厨房妈妈还在淘米做饭。
“别做了！”我闷闷地说。
“不做吃什么？”妈妈愣在那儿。
“不吃也饿不死！人家家长都在跑，你也去跑呀！”
“我往那儿跑呀，我谁也不认识。”她怔怔地说。
“你不是有个同学在省卫生局当局长吗，你去找他，他说不定有路子，就让他领个路，告诉咱们把东西送给谁就行。咱也不求人家照顾，就别受欺负就行。”
“我和他上学时就没说过几句话，毕业了更没联系过，我去找他他能认识我吗？再说他是卫生局的他也不能认识教委的人呀！”妈妈也越说越激动，半天一屁股在床上坐下来，唉声叹气。
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咕噜噜冒着白烟，但没有人下米。
那天我正躺在厨房的床上午睡，有人在楼下喊我名字，我跑到走廊上一看是班里一个女生，她喊：“你考上外国语学院了！”
“别开这种玩笑！”我强做镇静。
“真的！法语系！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爸领我去的！……”
她的话还没说完，我就冲进了厨房，把正在睡觉的妈妈一把拽起来：“我考上了妈！妈我考上了！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妈妈开始呵呵地笑，眼泪也跟着流下来，她紧紧地抱住我，又嫌不够，使劲搓我满是泪水的脸，边搓边狠狠地亲着。
在我的记忆里，妈妈从来没亲过我，每次她一喊我臭臭我就知道她是又喜欢我了。
笑完了亲完了，她好象又不相信地问：“怎么知道的？消息确切吗？”
我这才想起来我的同学。
她已经呼哧呼哧爬上楼了：“你真行，刚告诉你就把我扔一边了！你打算怎么谢我？”
妈妈爬了起来，手忙脚乱地满厨房找吃的，洗了个大西红柿递给她：“这儿也没啥东西，先吃个西红柿吧！”
我的同学也不客气，一把抓过来，啃了起来。
我突然想起来还没问她考到哪儿了。
“我上省财院学会计，没你那么好，不过我挺满意的，我爸说将来找工作不愁。”她咬了一大口西红柿。“最倒霉的是你同桌，作文跑题，才得了五分！”
“啊——”我张大了嘴。
“她真该感谢她妈，偷偷给她在第二志愿填了个政法大学，不然这下子就没学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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