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那一夜的月光》(作者：小李菜刀)


唯火生火，唯情引情。
尔情犹火兮，我冷似坚冰。
尔洁如玉兮，我唯习丑行。
我欲安华枕，尔求辛苦兮。
---- 《献心经》


丫丫满两个月的时候，妻坚持要找个奶娘，她说没有办法。两个月大的孩子，如同白纸一张，着什么色，成什么形，所谓的奶娘，实际上承揽了相当大的教育空间。不是我觉得自己的素质比阿根廷人好，我只是觉得我们的孩子是中国人的后裔，我希望她可以接受中国的传统早期教育，教她汉字，灌输她东方文化。但看到妻日渐憔悴的容颜，我犹豫了。经过一番思量，我决定和远在中国大陆的母亲请教育儿之道。

接到我的电话，妈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孩子碰见难题了？下面的话我自然明白，心中一阵黯然。从春节到现在只跟父母打过一次电话，大约10分钟，除了形式上的拜年没有其他实质性的话题。我不是个不孝的人，丫丫出生时正逢腊月二十七，离除夕只有两天，我们一家三口是在医院过年的。加上公司又刚刚成立，除了一夜之间升级成为人父的喜悦与激动之外，许许多多千头万绪的事情让我一时无所适从。

妈没有说我什么，只是询问孩子的情况，问得很仔细。我说孩子什么都正常，就是晚上不睡觉。我们兄弟姐妹5个人加上阿良一家3口人，都住在同一个公司，大家白天都要上班，所以不能让孩子大哭影响大家夜晚休息。因此小丫头哭声一起，妻就要把她抱在怀里睡，但一放下又开始哭，以致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晚上要整夜整夜抱着她睡。妈在电话那头淡淡地笑着说:“孩子都是这样，你知道你以前刚出生时是什么样子吗？”妈说那时没有电灯，也没有现在的电子闹钟来提醒喂奶时间。每天晚上我一哭闹，她就点燃那盏在我记忆中已经模糊不堪的煤油灯，把我抱起来满屋子走，不停地哄，我才可以再睡上一小会儿。每天清晨她都会去数昨夜的火柴残梗，看看我醒了几次，喂了几次奶。

在满月后的一整个月，妻一直都是整晚坐在床头抱着丫丫睡。慢慢地，因为熬夜妻的眼圈一直青黑青黑的，接着眼袋开始浮现，然后牙龈红肿牙齿松动，疼痛，再下来口腔开始溃烂，医生又不让她服药。终于有一天妻把丫丫往摇篮一放，对着我的鼻子说:“我不干了。我真的没办法再这样下去了，没等她长大我要未老先衰了。你自己找个奶娘带她吧，我回中国去！”说完坐在床头把头趴在案上抽噎不停。丫丫在摇篮里把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我们，黑白分明的瞳孔里依稀倒映着窗外的明月。丫丫骤然啼哭，妻似不忍心又起身抱起丫丫，搂在怀里哭得象个孩子。看着妻泪眼憔悴，花容不再，一时之间我分不清是心疼孩子，还是怜惜妻子。

月光从窗外斜斜的铺了进来，洒在妻的长发上，妻的发丝被染成水银的颜色。倏然间掠过一种遥远而熟悉的感觉，但一时间我又想不起那种感觉是曾几何时。那一夜，妻的眼泪湮没了满城月色。

过了一个礼拜，姐夫探完亲回阿根廷，妈寄带了一个小包裹，里面除了给丫丫的八宝惊风散和珍珠粉等婴儿传统药品，还有一个很旧的，已经斑驳不堪的铁盒子。我依稀记得那是很久以前舅舅从部队带回来送给我当玩具的压缩饼干盒。我和妻满头雾水地打开那个盒子，赫然看到，里面装着满满一盒的火柴残梗！我们数了半宿，整整3761支！按照每个晚上5支计算，当年母亲抱着我睡了整整752个夜晚！妻静静地看着那一盒子略带霉味几近腐朽的火柴残梗，泪流满面，哭笑着说:“ 丫丫是受了你的遗传，以后罚你每天背着她步行去上学。”后来妈告诉我，以前家里用的是煤球炉子，我们家比较潮湿，柴火含水量高，每次引火都满屋子的烟。当年的那些火柴残梗是每个晚上从案上扫下来的，本来留着做火引子的，但后来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着就保留了下来。在烁然刹那间，我想起那晚如水的月色，和妻被染成水银般颜色的发丝，灼痛了我的记忆。

在我9岁那年，我得了急性肾炎，休学在家看病，但看了很多医生都不见好转，医生建议妈带我到省城的大医院去。那时全家6口人就靠父亲一个月四十元的工资和姐姐绣花的微薄收入来糊口，几千元的医疗费用对我们家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妈是个坚强、充满乐观的人，为了筹集医药费就去摆起了布摊。当时父亲在供销社工作，那时的供销社是个掌握民生物资的单位。通过这层关系，妈可以拿到比外面更便宜的货品，所以妈的布摊生意很好，但每天早晚要挑着几十匹沉重的布匹往返于集市与家里。每次我都抱着那个装钱的木头盒子跟在妈后面蹦蹦跳跳来回跑。晚上回到家里还没喘口气妈就要接着做饭，收拾家务。但在睡觉之前，妈总会叫我和她一起打开木盒子数钱，看看当天又赚了多少，但离我的医疗费用似乎永远都那么遥远。我说:“妈，我们可以少卖一些品种，您就不会这么累啊。”每次几十匹布都要分好几次才可以挑完。妈说:“那条街都是卖布的，他们都有三轮车子的，有固定的店面，我们不多点货色就没人光顾。”我说:“我们只是摊位，反正生意做不过人家的，不如算了吧。”妈摸了摸我的脑袋笑着说:“古时女子三笑可倾人城国，你妈妈我一笑倾一条街还是没有问题的啦。再说做一件事，无论结果如何，只要我们付出努力，一定会有收获的。睡觉吧，明天继续。”

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当初妈是怎么嫁给父亲的。父亲是个高高瘦瘦、相貌平平，只有初中文化的普通职员，平时不善言辞亦不浪漫。从妈的旧时照片上看，在那时已有高中学历的妈，长发飘飘，高挑苗条，就算按照现在的审美眼光来看，仍然是个极具魅力的美女。进入暮年，妈的那双大大的眼睛笑起来依旧可以如弯月般美丽。但也是从那天晚上开始，妈给我灌输了最初的敬业精神，和对美女魅力的启蒙教育。

肾炎虽然很少有其他疾病的疼痛等症状，但需要忌口，除了白豆、番薯和稀饭什么都不能吃。妈怕我馋，每次熬好粥端到我面前时总要把餐桌上的酱油、咸菜和鱼干拿得远远的，然后陪我一起吃，一吃就是近6个月。有一次妈没在家，我实在忍不住偷偷吃了些咸鱼干，结果病情加重。妈知道以后没有责备我，只是在从医院把我背回家的路上对我说:“小池，妈知道你难受，但你一定要坚持。我们没有钱上大医院，看大医生，我们再穷，但做一个人，不可以输给一张嘴！”在她的背上，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我抱着她脖子前面的手，突然有温热的潮湿。当年的那场病，让我对白豆和稀饭至今见之厌食闻之反胃。对盐分如淡水般渴望的残酷，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但做一个人，不可以输给一张嘴，这句话让我铭记一生。那年中秋节，我们家的厨房没有油烟冒起，妈做了很多番薯月饼，熬了一大锅糯米粥，我们全家围在一起过了个团圆节。那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中秋，因为我懂得了亲情的温暖可贵。亲情或许没有爱情那么神奇，但它的力量足以撑起整个世界。

四个月过去了，我的病依旧没有好转，长期缺乏营养和盐分让我皮肤蜡黄全身浮肿。记得是过完中秋节的第二天傍晚，在天快黑了妈收拾布摊的时候碰见邻村的七婶，聊天的时候无意中提到我的病，七婶说听说她邻村有个神婆很灵，很多大医院都治不好的病她都可以治好。妈听了两眼发亮，在我生病的那四个月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妈的眼神那么明亮过，充满了希望的神彩。妈扔下收拾了一半的布摊，叫街对过面馆的菊姨过来帮忙把布摊搬到她店里去。菊姨问妈什么事情，妈说要带我看神婆去，菊姨睁大着几近恐惧的眼睛大声叫道:“你疯了，你怎么可以信神婆，你要反教啊！”妈没有理会她，拉上我就走。我回头看到菊姨在暮色中站在凌乱的布摊边，呆呆地望着我们离开的背影。

妈和菊姨是镇上出了名的天主教信徒，教会有什么活动她们总是跑在最前面。在我生病的那段时间里，妈一有点时间就会带我去见神父，让神父给我降福，我从来没有质疑过妈的虔诚。但那一次，妈似乎失去了理智。

找到那个神婆家的时候，已经晚上八点多了。神婆是个约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高高大大，眼睛小小，嘴唇薄薄的，一头长发。她似乎认识妈，她看了看我，望着妈说:“你是信天主教的？”妈嗯了一声。神婆接着说:“天主教信天堂地狱，你现在来信鬼神不怕将来下地狱吗？”妈把背骨挺得笔直，盯着神婆说:“无论我信什么，如果可以治好我的孩子，就算我下到地狱，我内心福安，犹在天堂；如果我失去孩子，我将失去整个天堂。”神婆静静地看着妈的脸，在沉默了良久良久之后，她拒绝了为我“施法治疗”。


在从神婆家回来的路上，妈背着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十六晚上的月亮特别的圆，天深蓝深蓝的，月光把那条铺满沙砾的黄土山路照得白亮白亮，把妈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我突然觉得那晚的月色特别的清澈，清澈的有些冰冷，有些刺骨。秋天的山风一阵阵把妈的长发缠到我的脸上，我把手从前面悄悄的移到妈的肩膀上，我害怕再有那种温热的潮湿。

后来在菊姨的帮忙下，找到了一个民间医生，用家传土方治好了我的肾炎。

一直到今天，我才蓦然省起在我出国后的这6年里，我已经疏淡了妈很远很远。我知道妻爱吃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却不知道妈穿几码的鞋子；我甚至记得好友哥们的生日，却不知道妈的生日；我在不停换新车，却没有问问家里6年前的空调现在是否还可以用；我在为妻儿购置换季用品的时候，没有问问妈的关节是否还在随着季节疼痛。

尔情犹火兮，我冷似坚冰。尔洁如玉兮，我唯习丑行。我欲安华枕，尔求辛苦兮！而今为人父母，方知父母之心。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天下母亲的悲壮誓言。或许当年9岁的我，并不会想到从神婆家回来那晚的月辉，是天下母亲无尽慈爱的流淌，在她们的似水年华间，将她们从青丝，照到了白发。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作者父亲李锐，中共高级干部，中共内部著名开明民主派。曾担任中共领导人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

　　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是否有人统计过其确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写母亲的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所有写母亲的记实文章，如朱德的"母亲"，无不是歌颂性的。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奇特的一定要写出来。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励我写她的远比鼓励我写父亲的多。尽管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更具戏剧性。

　　我写此文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下去，也因此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人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里，能听到自己女儿对自己的评价，也应算是一种难能可贵之事吧。不知母亲是否能这么想。我自己如果能有这样的收获，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1993年，父亲来美国参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摄"中国革命" (chinainrevolution)的第二集。听说父亲即将访美，约了采访他。父亲到美后，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们特意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找来"中国革命"的第一集看。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女学生颇象我妈妈，但是没敢吱声，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想到老头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刚才那个镜头好象是范元甄。"

　　我这才说："我也觉得有点象。"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她！这是范元甄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

　　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

　　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记录片中。前者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记录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陈伯达在延安说过："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后者的镜头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现，还被选做了片头。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父母俩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令人唏嘘不已。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

　　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情意切切，还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协和医院作手术，周恩来去看张西曼，听说小范(过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妈小范)也在这里，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轰动了医院。母亲在延安时，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还有四大美男子。三个美男都找了丑女，只有李锐和范元甄，大家公认，才华，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儿。

　　我爸多次对我说："你妈比我有才华。"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结果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一抬头，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运动时，父亲代表武汉大学，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1939年，母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那天，父亲说叶剑英莫名的兴奋，跑上跑下地给他们照相。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结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后，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象毁了她的一生。婚后不久，俩人同去了延安，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回来后还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

　　好在知道我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也就没再说什么。能进马列学院，是妈妈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她认为"抗大"，"女大"那是给刚参加革命的人办的，而马列学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进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

　　但是马列学院的资历确实让她认为具有与众不同的身份。1941年，延安精简机关学校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任主任，实际工作由陈伯达负责。妈妈在该研究室的国际组工作。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第二个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落生在卡车上。到热河后，她始终不愉快，跟爸爸不断地吵闹。直至到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北平"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京任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

　　解放初期没有现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业部当时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关大院在宋庆龄的宅第旁，邻着积水潭，院内有一个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妈妈学会了游泳。文革时被改成卫生部了。现在不知归了谁。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始兴建大型国营企业，共产党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管理这些企业。不记得是 56年还是57年，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对内代号232厂，当了总工程师。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特兴奋。79年我调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工厂里有从232厂调来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们都记得我妈，说我妈极有风度，特别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

　　退休后虽享受副部级待遇，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妈妈在这个新的，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随即彻底垮掉。刚解放时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作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没有经验，切了十分之九。这时一下变成机能低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靠吃人造胛状腺素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没有恢复。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她短暂地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

　　但是很快文革就开始了，群众专政，干校劳动，回京没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处理了。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1950年在长沙出生的，1952年随父母到了北京。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我两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出来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团。可我不是因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楼上楼下的邻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妈妈老吵架，这回爸爸单位的人也都该知道了。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象爸爸的脸一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50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镜子是很少见的。我常常小人儿一个，对着破镜子发呆，叹惜这么好看的一面镜子贴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妈妈没有能够象这面镜子破镜重圆。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妈妈在奶奶问题上的矛盾由来以久。父亲是独子，17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亲自己坦诚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1937年5月竞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1949年长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象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报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

　　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1905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1922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1959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有个面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骂儿子不孝，不许老娘进家门。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后来刘澜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长沙。我妈由此恨透了刘澜波，文革中没少揭发他。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1979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两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1977年我去长沙看姑姑，并与姑姑商议给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见到奶奶。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妈妈灌输的故事，奶奶是个恶霸地主婆，又叼又狠，乃至见面，才知道是一个极瘦极弱的老人，且很糊涂了。拉着我的手，总是问，你认识李厚生吗？这是我爸原来的名字。老人总说这么多年不见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边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关起来了，不是不看你，是来不了。"1980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国陆军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线，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50年代在水电建设中，爸爸重用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反右时，水电系统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很少。我自己就亲眼见过爸爸对有些党的干部很是随便，但是对技术人员总是未见有半点怠慢。

　　当年跟我爸共过事的老技术人员都记得我妈的那张冷脸。妈妈文革中常说，你爸一贯右倾，建国初期，就专用国民党人员，他的秘书，司机，都是那种最没觉悟和最糊涂的旧社会留用人员。也幸亏爸爸用了这样的人，他们在爸爸倒台后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否则老婆，秘书，司机三管齐下，他大概早就没命了。

　　尽管妈妈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也不记得跟我红过脸。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胡闹的太大发了，妈妈操起一个小凳子向我砸来，不过没有打着。我小时，哮喘很厉害。犯了病，嗓子眼儿就象拉风箱，呼呼地叫。一次，外边下着大雨，我又犯病了。妈妈骑着自行车，打着伞去六铺炕商场给我买药。

　　去商场的路是煤渣铺的，坑洼不平，妈妈一手打伞，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没看见前面的一个凹坑，一下从车上摔了下来。看着一身泥水，满脸是血的妈妈拿着药进了家门，我和阿姨都吓坏了。阿姨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长大了不孝顺你妈，就叫狗吃了！"这话我是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1991年到了美国，妈妈来过一封"信"，只有这么一句话：

　　"李南央，25英寸彩电，直角平面，遥控。价钱你看着办。"

　　我二话不说，就要寄钱。先生和女儿都反对，说她不能算妈。可我记着妈妈那一脸的血。她这辈子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如果买个彩电能让她高兴，就给她买。

　　在我9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骨碌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3岁就说打死妈妈。你和李锐一个样。"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3岁时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说要"打死她"。心里说，"当妈的记3岁小孩儿的仇，真是没意思。"阿姨说，我见了我妈就象耗子见了猫。放了学，只要听到妈妈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我妈说我从不叫她妈。

　　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妈妈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每次有客人来家，我都提心吊胆地防着那句话："这姑娘越长越象李锐。"可总有些不识象的大人爱这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锐是这个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妈特爱讲大道理，很注重对我们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总要买，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可我却偏偏不可救药，总想着那些妈妈不让看的书。在小学，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书柜里的所有文学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天才》、《傲慢与偏见》、《子夜》、《海底两万里》还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钱买小说。《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这一代人》，《乘风破浪》厖都看烂了。书都是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的。或者午睡时看。中午我妈自己要睡觉，是绝不会来查的，阿姨也不打小报告。最使我妈生气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儿要钱买书。那次是大发雷霆，一晚上没让睡觉。我坐在床上，听着她在里面打呼噜，心里那份儿恨哪。我最怕的是我妈中午睡午觉，要是在这时弄出了声响，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几个小时的骂吧。我那时学会了完全不出声地走路，开门。可是楼上邻居弄出声响是免不了的。我妈老让我上楼去告诉人家中午不要走动。妈妈是最革命的，我心里想，"革命者不是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吗，怎么连楼上走路的声音都不许有呢？

　　再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么能好意思让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却是从不敢违抗母命的。红着脸敲开邻居的门，听人家的冷言冷语，看人家的脸色，那种滋味儿，那种难堪，真是无地自容。我就写日记，把对妈的疑问，不满都叙述在日记里。我那时发了疯地想当兵。报纸上，电影上把解放军说得太好了。我在日记里说："我没有母爱，也不需要有母爱。我将来当了兵，在连队里有指导员、连长关心，爱护我。"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的日记，我到处藏。有一次，妈妈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妈妈的看法了。可是这点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我对妈妈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东西，太不要脸！”

　　我小时喜欢军事体育。初一的暑假，趁妈妈在南方疗养，参加了西城区少年之家测向队，还和另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合作，拿了当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组团体第一名。可是妈妈一回来，发现我着了魔似地跑测向队，说我满脑子资产阶级锦标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发了疯，跟李锐一样。非让我停止活动不可。后来北京队想要我当专业运动员，教练到家里来作工作，让我妈大骂一顿。教练从我家出来，脸上连血色都没了，气得浑身哆嗦，"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老干部！"测向队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参加了少年宫的射击队，很快从三队升到一队，夏天要到昆明参加全国比赛，选拔国家队。

　　每次活动，都要想出各种办法编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动的谎话是最难编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认是从小爱说谎，但我从不认为我是妈妈说的那种从小爱编瞎话，品质恶劣的坏孩子。

　　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旦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作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的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16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麻烦、痛苦，从不再向她诉说一句，自己默默地顶住一浪接一浪的厄运。

　　后来我家被赶到一个大杂楼，我们住在一楼把角的两间屋。周围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个女孩子守在这里，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户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纸条一条条地贴好。邻居强迫我一个人交全楼道的电费，只因我家有电视和收音机。我当冲压工，在工厂出事故受伤，这些我从没告诉过妈妈，也不向任何人诉说。直到有一天，小姨从武汉来北京看病，来看我，看到了我居住环境的险恶，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跟机关说，要搬家。这样我妈从干校跟军管会交涉，我们从大杂楼搬到一个与另一家合住的单元里的一间7平米的小屋。五六个一同进厂的女学员帮我把东西搬到三楼。我自己象耗子一样，一件件地把东西拖进屋摆好。

　　但是这就成了我后来十几年挨骂生活的第一罪状。

　　我在这里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陕西的三线工厂。妈妈从干校回来，挤在这么一间小屋，又根本不会和邻居相处，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恶劣。后来去陕西后，我每次回京探亲，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脸，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因为房子骂我。就因为我自私，只顾自己，丢了原来的两间屋，一家人挤在这么个七平米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从小就坏，跟李锐一样。妈妈从来没问过我那些年是怎么过的。妈妈下放湖北干校，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要在那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邮局的规定也多，这么包不行，那么包也不行，常常一整个工休日都用在跑邮局上了。那时还要给在东北插队的哥哥寄东西。还要惦记着住在留守处，只有8岁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给她作点好吃的，带她出去玩儿。

　　尽量让她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在关心她。所有这些，妈妈从来没有提问过，她也从不问我在工厂作大型冲压工，只有17岁的女孩子是怎么对付那一分钟要抡17次的好几公斤的大钢板的。吃得怎样，安全怎样。

　　不过，我并不是这个家里唯一遭到妈妈虐待的。她的四个弟弟妹妹对她不说"人人有本血泪帐"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大舅(我妈妈的大弟)，用我爸的话，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能得我爸如此评语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作会计师，一生贫困，郁郁不得志，50岁的壮年就得肺气肿去世了。他是四个弟妹中受我妈害最大的。快解放时，大舅和一个一起唱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

　　姑娘的父亲在武汉临解放前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儿、女婿。我妈比爸爸晚两个月南下，一进武汉，就领着我的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那些财产。这真是子乌虚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被全家下放农村。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烟墩去看他们。那里的水，一块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时就变的黑黑的了。据说因为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

　　瘦弱的小表弟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来稍干净的水饮用。既是这种水，也要先用明矾漂过才能用。那几天我尝到了真正的亲情。舅舅，舅妈和几个小表弟，舅妈的妈妈(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大老婆)都是那么好的人。舅舅跟我讲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儿。说我爸爸如何有才气。对妈妈，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说她太左了些。

　　多么善良的人！临去世前，大姨到医院去看他，告诉他我爸爸放出来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兴极了，又问："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况好了，会象很多高干子弟一样丢了工人出身的患难丈夫。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时，小小年纪受了惊吓，得了心脏病。也是不到50岁就去世了。最后一次犯病，她写信告诉我妈，想借些钱再看看病，争取新的希望。妈妈当即寄了二百元钱。可是事过没几天，就又一封长信追过去，把小姨大骂一通。说她没有良心，范家的都没有良心，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只跟她要钱。殊不知她的身体也极糟，就因为给小姨寄钱，这个月没钱买补药、买海参。小姨读了信，当下差点没气死，立即让儿子把钱寄了回去。几天后就咽气了。

　　妈妈的信在那本来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脚。小姨临死前，对大姨说："你们要有良心，我死后，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5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大姨(我妈的大妹妹)是我妈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80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的干部，中央定了一个杠扛。凡是1949年10月1号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对待，享受100%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我妈却对我大姨说，她记得她是11月后参加的工作。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管事儿的干部说，"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来我妈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

　　在我们家遭罪最大的还要数老阿姨。阿姨原来跟着我姥姥做事，解放后被*衣枰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