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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少广州人,贴个帖子讲讲陈济棠, 还有老广州的许多照片。(可惜肉联没有自己的图片上传点)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30年代才是广东的黄金时期,特别是陈济棠主政期间,38年沦陷后到49年基本广州经济没有发展。

1980年9月,邓小平在接见陈的儿子——陈树柏博士(美籍华人,电子学家)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



  从20岁厕身行伍,到取代李济深主宰广东,陈济棠对战争和建设这两部“大戏”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逐渐有了较深的领悟。经验使他确信,在中国,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政党,一个地方,甚至一个民族,都必须靠战争“起家”,靠建设“坐大”。它们是“发展”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这其实是典型的“民国思路”,并非陈济棠的什么发明。国民党首席理论家胡汉民对此早有一针见血的批判――“以军统党,以党治国”。虽然胡的矛头指向是蒋介石的南京中央,但陈济棠为称雄割据而致力于广东“自治”所进行的种种战争和建设,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他善于把握时机,并利用广东的地缘优势取得一定成功罢了(其他地方实力派如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等也是这样做的,只是“业绩”不及陈突出)。

  当然,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在他主持下,广东,尤其是广州,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都有很大发展,广州更一跃而成为南中国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那时,市郊农民常将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吃”;“茶楼二分之一以下的厅堂生意最热闹,可见平民和劳动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而陈本人,也理所当然地成了“神话”的始创者和受益者。

  有几件事,既是这个“神话”的部分内容,又颇能说明它的某些性质特点,不能不提。1934年,陈济棠要求各地恢复祭孔,并祀关岳,高喊“非恢复固有道德无以救中国”;与此同时,在全省中小学推行读经教育,并亲编《新公民课本》,第一课就是“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12个大字。事后,人们才明白,陈这样做,是为了编织一个更大的“神话”――从一方诸侯变成“真龙天子”。

但陈济棠忘记了,他的那些“神话”,是坐在中国这个大火药桶上偷空撰写出来的,根本就经不起一点“火星”。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猝死广州,使得南京中央和以广东为首的西南联盟之间的固有矛盾顿时激化。6月1日,陈济棠联台桂系李宗仁,发动了借抗日以反蒋的“两广事变”。陈很自信,此次的“先发制人”,必可毕全功于一役,实现问鼎中原的夙愿。在此之前,其精通风水术数的五哥陈维周,网罗一批江湖术士,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可笑的是,乩语“机不可失”和“草头倒,无人无人”,被陈理解为时运已到,倒蒋必成。而事实却恰成讽刺:由于陈的空军被蒋收买而率先叛逃,使陈痛失“良机”(飞机数十架),以至局势急转直下,很快便不可收拾。

  神话破灭了。紧接着,是“火药桶”的连续爆炸――西安事变,八年抗战,三年国共内争……“南天王”陈济棠,再也没有回到万人瞩目的“舞台”。

福将・儒将・虎将

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22岁的陈济棠由机枪连排长干起,一路顺风顺水,直到45岁“荣升”一级陆军上将,成为主宰南天的一代枭雄。

“在广东人的心目中,陈济棠有‘福将’之称。所谓‘福将’,其特征第一是逢凶化吉,第二是坐享其成,第三是无端发达。”(程思远语)纵观陈的一生,此言诚非虚语。陈济棠一生至少有五次遭遇“奇祸”,但每次都大难不死,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他每次升迁,几乎都是“不劳而获”,靠别人的倒霉或走运坐享其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29年取代李济深主掌广东,当时。他才是个师长。

  在陈济棠发迹以前,中国曾有过所谓的两大“儒将”,即南方的陈炯明和北方的吴佩孚。但相比他们,陈显然更具“儒将”资格――不仅长得更“斯文”、“有型”,而且更有学问和修养。最能说明陈的“儒将”风度与作为的,莫过这么几点:一是热衷和注重教育;二是善待知识分子;三是尊孔崇礼。

陈济棠先后创办了鹎诖笱А⒅猩酵际楣荨⒐阒菀衾盅г骸⒐阒莨窖г杭笆×⑾亓⑹Ψ堆#⑹谷〉闹行⊙糠直鹕仙20和46个百分点。陈一直认为,教育“是立国张本,是永久的事业”。为推进他在广东的建设大业,陈对各种专业人士,尤其是留学归来的科技人员,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待遇优厚。这些人也对他“知恩图报”,干得很出色。在他们眼里,“陈先生是一位恂恂儒者,丝毫没有武人的习气”,“是一位懂得学术的军人”。

此外,陈还是一员“虎将”。但其“虎威”和将才,多数表现在“剿匪”方面。不论是剿土匪,还是剿“叛匪”(其他地方军阀,如桂系),陈都很有一套,且屡屡奏捷。唯有剿“**”,虽终生不遗余力,却“乏善可陈”。而从其“反蒋”的“虎头蛇尾”并一败涂地来看,陈的军事才能,充其量也只配当一个少将军长。尽管那时的粤军,已被他用世界一流装备武装成中国最“先进”的军队。

无烟糖・士敏土・海珠桥

  陈济棠平生最为人称道的,大概应是他“治粤八年”的种种业绩;而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却当属《广东三年施政计划》。

  该计划洋洋洒洒40万字,描绘了广东1932~1935年的美好蓝图,可看作“陈济棠神话”的一个提纲。据说陈写完后,竟“大病一场”。根据这个计划,广东将建立规模庞大的省营工业体系,并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全面发展。而随着该计划的实施,制糖业便成了带动整个广东经济起飞的“龙头”。

搞笑的是,此前,各大糖厂的烟囱尚未竖立起来,市面上已有其产品大量出售。原来,陈济棠动用缉私舰艇从香港运回洋糖,换上“五羊牌广东糖厂出品”的包装,抛入市场牟利。仅1934年下半年,陈就走私白糖净赚400万元。而这些走私糖,便被广州人谑称为“无烟糖”。

除白糖以外,“士敏土”(水泥)也是陈济棠积累建设资金的“摇钱树”之一。位于西村工业区内的士敏土厂于1931年6月正式投产,很快就供不应求,获利不菲。对此,像另一盈利产业钨砂专卖一样,陈主要都是将其收入用于“以厂养厂”,补贴其他大部分亏损的省营企业。

1933年2月15日,横跨珠江两岸的第一座大桥――海珠桥建成通车,这无疑又是陈三年计划的一个标志性成就。其余类似的“陈氏手笔”还有:广州市政府合署大楼、海珠新堤、洲头咀内港、西南航空公司、中山大学新校舍、市立气象台及30条新辟马路等。而于1934年开工,1937年落成的爱群大厦,便成了“陈济棠时代”的压轴之作。

读经・禁服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是近代至民国时期军阀的共同特性,即使是在经济建设上颇为“前卫”的陈济棠也不例外。他对“国粹”的热爱可谓如痴如醉,至死不渝。

虽然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他对许多新的事物都颇能接受,但一旦涉及意识、观念和文化,便处处表现出其强烈的保守本色。1933年底,陈一手发起“广东复古运动”,大倡尊孔读经,并宣称“我粤以孝治天下”,,除强令大中小学生都必须课读经书外,还开设研究“固有文化”的明德杜、学海书院,分别由其兄陈维周和社会党魁张君劢、张东荪主持,邀清谢幼伟、牟宗三等著名新“儒士”担任导师。陈因此一时“声名鹊起”,大有“再造中国,舍我其谁”的气概。

奇怪的是,陈对“有伤风化”的娼赌却睁一眼闭一眼,从不厉行禁止(因为可以创收);相反,对“奇装妖服”和跳舞,则大加挞伐,理由当然还是“正人心”。1935年9月,广州当局首次宣布“禁服”,不许妇女“招摇过市”。5月5日,30多个“维持风纪队”开着囚车,沿街查处违禁者。一旦发现,即拘至警署训诫,然后在其衣袖加盖“违反标准服装”的印记。而此前,广州所有的舞厅,早已关门大吉(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恢复)。陈似乎“意犹未尽”,还先后颁令禁止男女同台演出,禁止男女同池游泳,禁止戏剧、电影出现“诲淫诲盗”场景等。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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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枫下拾英 / 心情随笔 / 这里不少广州人,贴个帖子讲讲陈济棠, 还有老广州的许多照片。(可惜肉联没有自己的图片上传点)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30年代才是广东的黄金时期,特别是陈济棠主政期间,38年沦陷后到49年基本广州经济没有发展。

    1980年9月,邓小平在接见陈的儿子——陈树柏博士(美籍华人,电子学家)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



      从20岁厕身行伍,到取代李济深主宰广东,陈济棠对战争和建设这两部“大戏”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逐渐有了较深的领悟。经验使他确信,在中国,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政党,一个地方,甚至一个民族,都必须靠战争“起家”,靠建设“坐大”。它们是“发展”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这其实是典型的“民国思路”,并非陈济棠的什么发明。国民党首席理论家胡汉民对此早有一针见血的批判――“以军统党,以党治国”。虽然胡的矛头指向是蒋介石的南京中央,但陈济棠为称雄割据而致力于广东“自治”所进行的种种战争和建设,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他善于把握时机,并利用广东的地缘优势取得一定成功罢了(其他地方实力派如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等也是这样做的,只是“业绩”不及陈突出)。

      当然,陈济棠“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在他主持下,广东,尤其是广州,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都有很大发展,广州更一跃而成为南中国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那时,市郊农民常将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吃”;“茶楼二分之一以下的厅堂生意最热闹,可见平民和劳动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而陈本人,也理所当然地成了“神话”的始创者和受益者。

      有几件事,既是这个“神话”的部分内容,又颇能说明它的某些性质特点,不能不提。1934年,陈济棠要求各地恢复祭孔,并祀关岳,高喊“非恢复固有道德无以救中国”;与此同时,在全省中小学推行读经教育,并亲编《新公民课本》,第一课就是“陈总司令爱我,我爱陈总司令”12个大字。事后,人们才明白,陈这样做,是为了编织一个更大的“神话”――从一方诸侯变成“真龙天子”。

    但陈济棠忘记了,他的那些“神话”,是坐在中国这个大火药桶上偷空撰写出来的,根本就经不起一点“火星”。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猝死广州,使得南京中央和以广东为首的西南联盟之间的固有矛盾顿时激化。6月1日,陈济棠联台桂系李宗仁,发动了借抗日以反蒋的“两广事变”。陈很自信,此次的“先发制人”,必可毕全功于一役,实现问鼎中原的夙愿。在此之前,其精通风水术数的五哥陈维周,网罗一批江湖术士,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可笑的是,乩语“机不可失”和“草头倒,无人无人”,被陈理解为时运已到,倒蒋必成。而事实却恰成讽刺:由于陈的空军被蒋收买而率先叛逃,使陈痛失“良机”(飞机数十架),以至局势急转直下,很快便不可收拾。

      神话破灭了。紧接着,是“火药桶”的连续爆炸――西安事变,八年抗战,三年国共内争……“南天王”陈济棠,再也没有回到万人瞩目的“舞台”。

    福将・儒将・虎将

    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22岁的陈济棠由机枪连排长干起,一路顺风顺水,直到45岁“荣升”一级陆军上将,成为主宰南天的一代枭雄。

    “在广东人的心目中,陈济棠有‘福将’之称。所谓‘福将’,其特征第一是逢凶化吉,第二是坐享其成,第三是无端发达。”(程思远语)纵观陈的一生,此言诚非虚语。陈济棠一生至少有五次遭遇“奇祸”,但每次都大难不死,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他每次升迁,几乎都是“不劳而获”,靠别人的倒霉或走运坐享其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29年取代李济深主掌广东,当时。他才是个师长。

      在陈济棠发迹以前,中国曾有过所谓的两大“儒将”,即南方的陈炯明和北方的吴佩孚。但相比他们,陈显然更具“儒将”资格――不仅长得更“斯文”、“有型”,而且更有学问和修养。最能说明陈的“儒将”风度与作为的,莫过这么几点:一是热衷和注重教育;二是善待知识分子;三是尊孔崇礼。

    陈济棠先后创办了鹎诖笱А⒅猩酵际楣荨⒐阒菀衾盅г骸⒐阒莨窖г杭笆×⑾亓⑹Ψ堆#⑹谷〉闹行⊙糠直鹕仙20和46个百分点。陈一直认为,教育“是立国张本,是永久的事业”。为推进他在广东的建设大业,陈对各种专业人士,尤其是留学归来的科技人员,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待遇优厚。这些人也对他“知恩图报”,干得很出色。在他们眼里,“陈先生是一位恂恂儒者,丝毫没有武人的习气”,“是一位懂得学术的军人”。

    此外,陈还是一员“虎将”。但其“虎威”和将才,多数表现在“剿匪”方面。不论是剿土匪,还是剿“叛匪”(其他地方军阀,如桂系),陈都很有一套,且屡屡奏捷。唯有剿“**”,虽终生不遗余力,却“乏善可陈”。而从其“反蒋”的“虎头蛇尾”并一败涂地来看,陈的军事才能,充其量也只配当一个少将军长。尽管那时的粤军,已被他用世界一流装备武装成中国最“先进”的军队。

    无烟糖・士敏土・海珠桥

      陈济棠平生最为人称道的,大概应是他“治粤八年”的种种业绩;而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却当属《广东三年施政计划》。

      该计划洋洋洒洒40万字,描绘了广东1932~1935年的美好蓝图,可看作“陈济棠神话”的一个提纲。据说陈写完后,竟“大病一场”。根据这个计划,广东将建立规模庞大的省营工业体系,并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全面发展。而随着该计划的实施,制糖业便成了带动整个广东经济起飞的“龙头”。

    搞笑的是,此前,各大糖厂的烟囱尚未竖立起来,市面上已有其产品大量出售。原来,陈济棠动用缉私舰艇从香港运回洋糖,换上“五羊牌广东糖厂出品”的包装,抛入市场牟利。仅1934年下半年,陈就走私白糖净赚400万元。而这些走私糖,便被广州人谑称为“无烟糖”。

    除白糖以外,“士敏土”(水泥)也是陈济棠积累建设资金的“摇钱树”之一。位于西村工业区内的士敏土厂于1931年6月正式投产,很快就供不应求,获利不菲。对此,像另一盈利产业钨砂专卖一样,陈主要都是将其收入用于“以厂养厂”,补贴其他大部分亏损的省营企业。

    1933年2月15日,横跨珠江两岸的第一座大桥――海珠桥建成通车,这无疑又是陈三年计划的一个标志性成就。其余类似的“陈氏手笔”还有:广州市政府合署大楼、海珠新堤、洲头咀内港、西南航空公司、中山大学新校舍、市立气象台及30条新辟马路等。而于1934年开工,1937年落成的爱群大厦,便成了“陈济棠时代”的压轴之作。

    读经・禁服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是近代至民国时期军阀的共同特性,即使是在经济建设上颇为“前卫”的陈济棠也不例外。他对“国粹”的热爱可谓如痴如醉,至死不渝。

    虽然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他对许多新的事物都颇能接受,但一旦涉及意识、观念和文化,便处处表现出其强烈的保守本色。1933年底,陈一手发起“广东复古运动”,大倡尊孔读经,并宣称“我粤以孝治天下”,,除强令大中小学生都必须课读经书外,还开设研究“固有文化”的明德杜、学海书院,分别由其兄陈维周和社会党魁张君劢、张东荪主持,邀清谢幼伟、牟宗三等著名新“儒士”担任导师。陈因此一时“声名鹊起”,大有“再造中国,舍我其谁”的气概。

    奇怪的是,陈对“有伤风化”的娼赌却睁一眼闭一眼,从不厉行禁止(因为可以创收);相反,对“奇装妖服”和跳舞,则大加挞伐,理由当然还是“正人心”。1935年9月,广州当局首次宣布“禁服”,不许妇女“招摇过市”。5月5日,30多个“维持风纪队”开着囚车,沿街查处违禁者。一旦发现,即拘至警署训诫,然后在其衣袖加盖“违反标准服装”的印记。而此前,广州所有的舞厅,早已关门大吉(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恢复)。陈似乎“意犹未尽”,还先后颁令禁止男女同台演出,禁止男女同池游泳,禁止戏剧、电影出现“诲淫诲盗”场景等。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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