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跟皮皮说起过年，她再三的强调：“在加拿大过年一点气氛都没有。”话音刚落，心底掠过一片凄凉，有些隐隐的痛。
小时候，每逢过年母亲总是给我换上红色的新衣服，两根小辫子上也多了红色的绸带扎的蝴蝶结，我总唠唠叨叨问母亲为什么过年的时候小孩子都要穿红色的衣服，母亲静静地回答我：红色多喜庆，多漂亮。后来大了才知道红色在过年的时候其实更是对未来红红火火的日子的一种憧憬。那个年代，过年盼着的就是那顿年夜饭，放完鞭炮，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席间父亲按惯例总结一年来家里发生的大事小事，总是表扬我乖巧听话，批评哥哥顽皮调蛋。而我的目光自坐下那一刻就没有离开过那只肥肥的鸡腿，就好象目光一偏离它就会长了翅膀飞走，立马在眼前消失似的。父亲总能猜透我的心思，于是早早地把两个鸡腿放在哥哥和我的碗里。啃着香香的鸡腿，听父亲讲故事是那段童年时光里对过年最美好的记忆。
八十年代初，家里添了电视，过年的时候热闹起来，隔壁邻居早早拥入家里，挤着看小盒子里上演的精彩，八二年的春晚，到现在人们说起来还津津乐道，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岁月，它如一声春雷，惊得人们目瞪口呆，人们就象在看西洋镜一样，其实变得不是人，而是镜中的像，当思维的禁锢终有一天被暴露在阳光下，人们才意识到原来世界可以如此的美妙，生活也能这样精彩。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第一次唱出了一个海外游子的心声，当时没有太听明白，只是觉得很感人，也根本无法理解背井离乡是怎么样的一种滋味，更没有想到二十年后，我也会成为海外游子中的一员。那时过年我不再可怜巴巴的盯着那个鸡腿，心里唯一掂记的是父母交于我手中的红包，母亲一再叮嘱我：压在枕头下，平平安安又一年，大年初一才能打开。而我早早的独自溜进屋内，仔细的数过，然后盘算着我终于可能把那套《红楼梦》小人书搬回家里，如果还有剩余，钟爱很久的发夹也可以买来别在头上臭美几日。
第一次离开家过年是大一的那个寒假，未曾谋面的爷爷坚持要我留在老家过年，奶奶去逝前，父亲匆匆带着哥哥回过老家，他们回来时一身的孝服，父亲变得消沉而静默，家中的气氛一下子严肃起来，我不敢多问父亲，只知道母亲找出白色的毛线扎在我的辫子上说是戴孝，私下问过哥哥，老家是什么情形，他吞吞吐吐地没有跟我道明，故乡在我心里多了一层神秘色彩，再加上自我记事起，我们经常搬家，随父亲走南闯北，漂泊过许多地方，故乡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文字上的意义，并不代表实际的内涵。年三十的前一天我迈进老家的院门时，明白了为什么哥哥会吞吞吐吐，院前的青石大道和极不相称的院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个家族的败落不仅印证在斑驳的院门上，更是爷爷那再也不可能直起来腰膀上，他的腰快弯到90度，他背对着我编着手中的箩筐，可能是听见动静，他回头，盯盯看着我，十多秒后，一笑，叫了声“华华”，不知道为什么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他拉着我的手坐下，然后手足无措的不知道应该拿什么好：先是给我倒水，然后又翻东西，也不知道他在翻什么，最后搬出一个蜡封过的坛子，急急地打开，是一坛鲜红的柿子，他指着院里的那颗古老的柿子树，“特别为你存的。”父亲讲过太多有关这颗柿子树的故事，它曾带给我和哥哥许多快乐的时光，而此时面前居然是它结出来的果子。八十年代底的江南已经开始富足起来，爷爷的院落却没有被这股暖风眷顾，年过得沉重而朴实，离开前把收到的全部红包放入一个信封留在爷爷的枕下。一次没有回家的春节让我明白了故乡的意义，就如一颗树，无论树叶茂盛，还是果实累累，繁叶终会飘落，硕果也会待尽，只有那根，实实在在的盘卧在土里，这就是故乡。而这一次的离别却成了永别，没有了爷爷的故乡我再没有回去过。
后来工作了，四处漂泊，东西南北的闯荡，更吝啬得不舍花时间在过年时陪陪父母，反倒是把周边的几个国家都转了个遍。出国前的那个春节，年三十跟母亲准备饭菜时，母亲好奇的问我怎么今年想在家过年了？我无语，不敢直视她的目光，因为那晚我们将向母亲宣布四十天后我们将离开生长的这片土地，踏上一条不归的“寻梦之路”。默默地帮着母亲，听话得让母亲感觉到了什么，她不止一次地问我，“没有出什么事吧。”不能燃放鞭炮的年三十显得格外的冷清，窗外飘着雨，风凉凉的，电视里的春晚依旧，可是已经没有人再关注，它只是成了一种象征和摆设罢了。电话里传来“向全世界的海外侨胞，台港同胞拜年”，我的心咯噔一下，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告诉母亲，还是等吃完饭吧。这是年三十的团圆饭，下一次全家人能如此坐在一起还知道是哪一年。饭后，我拉着母亲的手，“妈，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下个月二十号我们就走了，移民加拿大。”母亲大着眼睛盯着我，问了句“你说什么？”我双膝脆地，流着泪说“妈，对不起。瞒着你，如果不瞒着你，你不会让我们走的。”“我真是白养你了。”母亲抹着眼泪，扭转头去。路是自己选择的，就没有权利后悔。这些年来，每每想起那晚的母亲，心就会痛。母亲总是骂我，选了一个如此远的地方，就是想了，念了也没有办法来看我。每次分离，看着母亲越来越花白的头发，越来越深邃的皱纹，和离别时的流也流不尽的眼泪，这三样东西，认我如何努力，如何拼命，都征服不了，挽回不到。
在加拿大过春节，多半还是老板提醒我：“Jian, Today is Chinese New Year Eve. You can leave anytime you want.”收拾东西出公司时，同事们都会起身祝我春节快乐。我是公司唯一的中国人，公司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过中国，那个国度对他们来说很遥远，很贫穷，也很神秘。他们寻问过我太多有关中国的话题，什么习俗啦，什么菜系啦，自然也问过六四，和法轮功，而我总是在大年初一上班时带上的中国的小点心让他们尝个鲜。记得有一次带的是“天津十八街的麻花”，并告诉它的历史超过的加拿大的历史，他们很是惊讶，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并赞不绝口，此举动后来成为了公司的一个小传统，大家都知道在Chinese New Year，我都会为大家带去很有中国特色的食品，看着他们边吃边笑，一脸的幸福，这份满足远远高于工作带来的满足。第三年，我开始喜欢看春晚了，特别是当听到那句向海外侨胞拜年的话，不再觉得虚伪，且极为受用。过年，没有了家人，没有了团聚，感觉不应该称之为过年，它只是平常日子中极为普通的一天，国内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的当口，我必须打电话回去，那是唯一遥寄着思念和祝福的方式，无论如何难打也必须打回去，一根电话线，连着两头，这头是我，那头是母亲。问母亲做了什么好吃了，母亲也总问我，“你也做了什么。”我一笑，“在上班呢。”母亲嘀咕着，“这老外为什么就不过春节呢？”这么你一句，我一回的，成为在国外过年时最幸福的时刻。
去年过年，母亲来了，再加上添了天天，这是我们最“团圆”的春节，一周前就跟母亲准备了菜单，家突然有了久违的过年氛围，年三十大清晨，母亲和馅，包饺子，做蛋饺，房间飘着炸苏肉的香味，红烧全鱼和杂泥豆腐是过年时家里的必备菜，天天躺在摇椅上，好奇地看着两个忙出忙进的女人，每做完一样，母亲让我尝下，我夹了让母亲先尝，最后给天天尝点筷尖，三个女人有说有笑。九菜一汤，十全十美，冰酒的劲没有一会就上来了，母亲笑着说：“不知道这样的年下一次过又是何时。”“如果想，年年都可以这样啊。”话刚出口，其实心底明白，这样的年是过一个少一个的，是需要扳着手指头数着过的。QQ的敲门声打断了大家，国内的哥哥一家非要看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想必国外的年跟国内大大的不一样，当把镜头给他们一扫，哥哥大笑：“我还以为有什么洋玩意，居然还是这些东西啊。”母亲在一旁说：“知道这才叫水平吧，在国外能做出国内一样的东西。”此刻，心里在想：其实过年真好！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过年的意义是亲人，是家，是故乡。这份亲情，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千山万水；不管离开或者守侯，它终会穿过记忆与你相逢；你认得也好，忘记也罢，如同血液般，它一定会流入心中最近的地方……
(2010-12-2)
PS：“年年岁岁节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明年的春节你会在哪里？年夜饭时你会跟谁举杯？飘雪的冬季，有那么一群人：他们长着一样的黑眼睛，黑头发，说一样的语言；他们很平凡，是我们周围普普通通的一群人，他们不平凡，因为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他们上演着Rolia的《同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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