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张春桥不是一个直升飞机干部，他在文革发迹之前已经是上海市主管宣传的市委书记，这个位置，后来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都坐过，基本上和他发的一样快。
张春桥坐上市委书记是因为他在五十年代就开始论资产阶级法权，深得“毛泽东思想”真谛，被老毛所赏识，于是被华东局和上海的“大老板”柯庆施看中，由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总编辑而至市委书记，实质是柯庆施的顾问，幕僚兼师爷，其主要功能是帮助柯庆施“揣摸上意”，据说毛泽东拿来甩在周恩来脸上说“总理，这样的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的那篇署名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就是出于张某人之手。从柯老板生前仕途一帆风顺，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而华东局第一书记，而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而言，张春桥这个师爷可谓称职。
张春桥由于“海瑞罢官”一文，蒙老毛宠招，出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实际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最倒霉的差事就是代表中央文革处理上海安亭事件。安亭事件，实际上就是八九六四上海阻断京沪线事件的先例。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为了造反夺权而要挟中央，派工人静坐阻断中国经济重要枢纽京沪线的一个行动。张春桥临机专断，一反中共处理群众闹事的传统，置个人前途于不顾，当场发表了坚决支持工人造反，要打倒上海旧市委市政府的言论，使安亭事变和平解决，并一并掀起了全国性的造反夺权推翻旧政权的所谓“一月风暴”。
张春桥为此几乎被周恩来陈伯达打成陶铸第二关押，幸得老毛赏识肯定才化险为夷。
张春桥随后渡过二次上海学生在林彪江青背景策划下的“炮打”事件，主持炮打的胡守均等人被捕，公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一九七零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会议上，张春桥遭遇他人生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党内林彪派系五员大将率同一大批中央委员，联合老毛的秘书加文胆，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一起出手，以负责起草会议文件的张春桥姚文元删去了三个副词（即毛泽东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列主义”）为借口，说张姚是反对毛主席，而大闹庐山，最后以陈伯达被捕，次年林彪出逃而死宣告结束。
平心而论，这次张春桥是被批的糊涂，赢的也糊涂，三个副词是老毛让他删去的，他只不过是奉旨行事而已。渡过这次凶险，以后的与周恩来四届人大之争和与邓小平的右倾翻案之争，不过是小菜一碟，有惊无险了。
我个人以为，张春桥的最大理论贡献，就是在于他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在无产阶级以暴力夺取政权之后，必然形成一个霸占公权力的统治管理阶级，也必然出现以权力换取私人利益的现象，张把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特权称之为资产阶级法权，并指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其首要任务和实质，就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的论述，实际上打破了文化大革命是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权力斗争的庸俗历史学论调，揭示了中国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发生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历史和人类学意义。
由于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已经终结，对于毛泽东时期的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和解决方案就陷于低谷，估计今后人类历史上也很难有疯子再会去重建毛式社会并面临它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所以张春桥的论述和文章会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及意义。
你可以不赞成文革式的社会风暴型方案，你尽可以去追究和控诉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悲剧和灾难，但是你不能忽视文革的历史意义，邓小平式的彻底否定只不过突显他明显附带个人恩怨的缺乏理论水平的作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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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坐上市委书记是因为他在五十年代就开始论资产阶级法权，深得“毛泽东思想”真谛，被老毛所赏识，于是被华东局和上海的“大老板”柯庆施看中，由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总编辑而至市委书记，实质是柯庆施的顾问，幕僚兼师爷，其主要功能是帮助柯庆施“揣摸上意”，据说毛泽东拿来甩在周恩来脸上说“总理，这样的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的那篇署名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就是出于张某人之手。从柯老板生前仕途一帆风顺，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而华东局第一书记，而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而言，张春桥这个师爷可谓称职。
张春桥由于“海瑞罢官”一文，蒙老毛宠招，出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实际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最倒霉的差事就是代表中央文革处理上海安亭事件。安亭事件，实际上就是八九六四上海阻断京沪线事件的先例。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为了造反夺权而要挟中央，派工人静坐阻断中国经济重要枢纽京沪线的一个行动。张春桥临机专断，一反中共处理群众闹事的传统，置个人前途于不顾，当场发表了坚决支持工人造反，要打倒上海旧市委市政府的言论，使安亭事变和平解决，并一并掀起了全国性的造反夺权推翻旧政权的所谓“一月风暴”。
张春桥为此几乎被周恩来陈伯达打成陶铸第二关押，幸得老毛赏识肯定才化险为夷。
张春桥随后渡过二次上海学生在林彪江青背景策划下的“炮打”事件，主持炮打的胡守均等人被捕，公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一九七零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会议上，张春桥遭遇他人生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党内林彪派系五员大将率同一大批中央委员，联合老毛的秘书加文胆，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一起出手，以负责起草会议文件的张春桥姚文元删去了三个副词（即毛泽东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列主义”）为借口，说张姚是反对毛主席，而大闹庐山，最后以陈伯达被捕，次年林彪出逃而死宣告结束。
平心而论，这次张春桥是被批的糊涂，赢的也糊涂，三个副词是老毛让他删去的，他只不过是奉旨行事而已。渡过这次凶险，以后的与周恩来四届人大之争和与邓小平的右倾翻案之争，不过是小菜一碟，有惊无险了。
我个人以为，张春桥的最大理论贡献，就是在于他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在无产阶级以暴力夺取政权之后，必然形成一个霸占公权力的统治管理阶级，也必然出现以权力换取私人利益的现象，张把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特权称之为资产阶级法权，并指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其首要任务和实质，就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的论述，实际上打破了文化大革命是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权力斗争的庸俗历史学论调，揭示了中国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发生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历史和人类学意义。
由于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已经终结，对于毛泽东时期的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和解决方案就陷于低谷，估计今后人类历史上也很难有疯子再会去重建毛式社会并面临它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所以张春桥的论述和文章会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及意义。
你可以不赞成文革式的社会风暴型方案，你尽可以去追究和控诉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悲剧和灾难，但是你不能忽视文革的历史意义，邓小平式的彻底否定只不过突显他明显附带个人恩怨的缺乏理论水平的作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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